2024年3月9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第10期《高见》
今年年初有两则新闻与高校非升即走有关。
1月5日哈工大出台非升即走文件，要求新聘任的常规副高岗位教师签订6年合同，如果6年内不能获聘准聘正高及以上岗位，就要转为专职科研岗、实验工程岗或不再续聘。
2月1日复旦姜文华案在上海二中院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姜文华死缓，限制减刑。复旦大学从2007年起就“非升即走”制度，规定讲师在6年内不能升到副教授就要转岗或解聘。姜文华2011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后工作，回国到苏州大学当了一段时间副教授，之后到复旦大学任教，签了6年合同。姜文华是做应用数学的，相对不太容易出成果，结果合同到期没完成考核，被复旦数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宣布解聘。姜文华对此怀恨在心，在2021年6月7日下午刺杀了王永珍。这之后，2022年10月，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公开活动中说将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不升也能留。
高校“非升即走”制度起源于美国，也叫“准聘-长聘制”。教师要在准聘期限内完成考核，才能签长聘合同，相当于给青年教师设立了6到8年的试用考察期。这项制度在1993年率先被清华大学引入试点，之后陆续推广到北大、复旦、交大、浙大、人大、南大、东大、南开。2018年江西省还出台文件，准备在全省高校推广“非升即走”，“打破铁饭碗”。
过去国内的“非升即走”主要是说青年教师入职后，要在考察期内晋升到副教授以上，评上副高就算上岸，这已经让青年教师普遍焦虑内卷。哈工大这次把考察节点向后推，副教授升不上教授也要“非升即走”，算是卷出了新高度。
尤其是在复旦杀人案之后，哈工大还是要坚持推行“非升即走”计划，必定有一些不得不做的理由。先说我的观点，高校越来越卷，终级原因是国内博士去企业的太少了。
1. 博士过剩？博士短缺！
国内青年教师内卷，直接原因似乎很简单：供大于求。太多的博士去竞争校职，所以高校的态度基本上就是“能干就干，不行换人”。但美国高校的非升即走并没有这么卷，不会让几十个助理教授去竞争，一个副教授职位。
教育部每年都会发布统计公报，包含普通本科院校的专任教师人数以及博士生毕业人数。摘录2001年到2022年的数据，可以计算出每年本科专任教师人数的增减情况。对比博士毕业人数可以看到，2008年以前，每年毕业的博士都小于本科教师的需求；2009年以后，博士增量开始大于本科教师的需求。2014年以后差额越来越大，所以高校青年教师越来越卷。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最近10年美国每年新增博士5万多人，中国博士增量从2010年首次反超美国，而且最近几年持续扩张，每年增量很快就会突破10万。很多人看到这些数据会觉得我们的博士培养过剩了，高校搞严厉的非升即走也不奇怪。
但要注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的博士是特指以PhD为主的学术型博士，此外还有几十种博士没有纳入统计口径，比如教育学博士、法学博士、工程博士、医学博士。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全口径统计，2022年美国博士增量超过20万。除了增量还要看存量。
目前全国博士存量100万出头，而美国从1970年到2022年累计授予了654万个博士学位。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22年的统计，目前美国博士存量约为486万，是中国的4.6倍，其中286万都是2000年以后的增量。就算只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窄口径统计，从1958年到2022年，美国累计授予的学术型博士也达到了236万。去掉退休死亡和离境的部分，存量也比中国全口径博士多几十万。
从博士比例来看，中国平均每万人有8个博士，美国平均每万人有146个博士；中国平均每1.2亿人民币GDP对应一个博士，美国平均3700多万人民币GDP对应一个博士。国内本硕博的比例也远比发达国家更夸张，按一般规律来说，中国博士不是过剩而是严重短缺。
2. 短期矛盾与长期矛盾
中国博士短缺，高校内卷力度却更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遗留问题。高校执行“非升即走”时，为了避免冲击现有人事结构，一般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年全国普通本科院校的131.6万专任教师中，有74.9万人没有达到博士学历，大部分都属于“老人”。
因此从青年教师的视角看，自己好不容易读完博士，还要在高校卷好几年，而一大批学历水平不如自己的老职工却能岁月静好，在心理感受上就不太公平，这可能也是复旦杀人案的原因之一。
但客观来说，就算把这74.9万名额全腾出来，按照接下来每年十几万的博士增量，高校位置几年就能全填满，之后该卷继续卷。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是国内高校资源分配不均衡，部分省份高校稀缺。比如去年网络热议的“山河四省”建大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如果教育部能放松过时的管制政策，允许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新建100所左右的高水平大学，还能提供30多万教职岗位。但这也只够吃下来两三年的博士增量，之后该卷继续卷。
这还不是非生即走的核心原因。
从高校教师岗位存量方面看，2022年中国普通本科高校专任教师约为131.6万，美国高校专任教师约为84.2万，是中国的64%。美国剩下的几十万教学缺口靠兼职教师填补，4.6倍博士、64%专任教师岗位，看上去美国高校竞争压力应该是中国的7倍。
但美国高校作为非生即走发源地，却没有国内高校这么卷，说明美国大多数博士有比中国博士更多的职业选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博士学位分析报告，统计显示美国学术性博士在毕业后经常会选择去工商业就业，根据2022年报告，美国超过4成的农业科学、自然资源、地球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博士会在毕业后去工商界；近4成的心理学博士以及近3成的社会科学、健康科学博士也会去工商界。其他专业更夸张，物理学博士与工程博士有8成会去工商界，超过7成的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超过6成的数学生物学博士也会去工商界。
国内没有这方面的官方年报，我们只能查找相关文献。2022年有篇论文统计了2015-2020年的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特征，选择去高校的占45.55%，选择去企业的只有14.46%，去企业的近一半还是去国企，去民企的只有5%。如果用体制内和体制外来划分，选择去高校、科研院所、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和军队的博士占比达到了88.1%。
从博士毕业生的视角看，211以上高校的常聘职位等于较高待遇的稳定工作，是要首先争取的选项。去不了好学校，那就去企业或做博后，刷几年基层履历再去考省职或部委公务员，争取“上岸”。非要去企业的话，也要优先选择去国网、中烟这样的垄断型国企，其次是效益比较好的经营性国企。二本和大型民企是靠扣的选项，如果企业工资达不到学校的两倍以上还是得去学校，毕竟学校更稳定。
这么比较下来就能明白为什么美国就业市场能吃下近500万博士，而国内博士却在高校陷入精神内耗。九成博士抢着进体制内“上岸”，近半博士抢着去高校，大家都往一个方向挤，内卷是自找的。所以高校可以放开手脚，搞最严厉的非升即走。
因此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量博士宁愿去高校卷，也不愿意去民企。
3. 为什么不想去民企？
博士不想去民企最直接的原因是觉得民企不稳定，没有安全感。读博士对于大多数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个长期风险投资，就算顺利毕业，年龄也快30岁了。博士常年脱离就业市场，拿着微博的补贴，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过去的同学有不少已经过渡到后面的人生阶段。因此很多博士生的精神压力很大，希望能在毕业后集中兑现生活预期，比如买房和婚育。这些同样是风险投资，就必须要在就业方面寻找足够的确定性来平衡。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博士，往往还要多一份来自亲戚的压力。
现在每年新毕业400多万学士，七八十万硕士，都在抢着“上岸”，编制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博士的沉没成本更高，精神压力更大，扎堆去体制内兑现身份也是人之常情。
进一步看，这种普遍想要“上岸”的社会焦虑包含了两个问题：普通家庭缺乏安全感，民营企业经营风险高。博士急于寻求安全感、确定感，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博士缺乏进取心，而是居民收入预期与家庭负债压力造成的结果。民营企业风险高，也不是中国人做生意不如美国人，而是营商环境导致的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太差。
先看家庭安全感。目前国内居民债务和可支配收入比已经超过了140%，普通人在一二线城市购房等于锁死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此外，按照今年的生育成本报告，抚养一个孩子到本科毕业的平均花费是68万，按抚养成本与人均GDP比例来算，中国远高于发达国家。在购房婚育方面承担的风险高，就必然要在职业和收入方面寻求低风险，这就造成了全社会普遍的风险偏好降低。
再看民企风险。美国税收以直接税为主，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而国内以间接税为主，90%税收由企业负担。从算数上看，同样一笔钱是在个人环节收还是在企业环节收似乎都差不多。但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在末端征税不会影响结构稳定性，而税收集中到中间环节的企业，就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上升，减少企业投资、降低招人意愿，最后末端承担的代价更大。
在这个背景下，国内由于经济双轨制的隐形歧视，又将风险进一步向民企集中。全国每年新增的货币供应量和融资渠道是有限的，地方融资平台占的太多了，其他经济活动就会被提高融资成本，进而抑制科技创新，影响博士到企业就业。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投资基建，对研发刺激很小，合理范围内的基建可以改善招商环境，但国内普遍早就跨过了合理范围，开始抑制创新效率，抑制研发岗位的增长，所以博士更愿意去体制内求稳定。
总而言之一句话，钱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其他地方的钱就会更“贵”。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介绍过原因：国有部门有政府信用兜底，民用部门的融资链条就会被拉长，商业银行往往过度向国企放贷，国企用不了就去买信托，信托嫌民企风险高，又要求担保公司担保。融资链条的每个环节都要产生资金磨损，结果民企的实际借款利息往往要上浮10%。普通人感受不到这些宏观、间接因素，遇到996、007只会感受到老板的恶意。
但人类彼此都是一样的，中国企业压力大，当然不是中国老板的基因比发达国家更坏，而是一系列debuff作用的结果，让民营企业更容易滑向野蛮的生存策略。在这种内卷环境下，国内企业仍然能够提供全国77.6%的R&D经费支出，民营企业能够占据50%以上，提供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是卷的极限了。普通人不愿意去卷，想去体制内寻求幸福感和安全感，博士也一样，最后就变成了集体卷“上岸”。
4. 不想卷也没得选
不过哈工大的严厉政策说明，随着“上岸”的赛道越来越拥挤，每年必然要有几万博士向企业分流，不想去企业卷也没得选。
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冲击。二战后，美国大幅增加科研教育投资，高效扩大教育规模，每年博士增量迅速从几千爬升到3万多。60年代后期，还有不少人为了躲避越战兵役跑到学校。结果到70年代，高校已经饱和，叠加经济危机，新增的博士被迫走向工商界，持续几十年后，大幅提高了企业研发水平。
国内目前博士增量与高校职位的矛盾也类似。教育部去年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23年超过五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去了企业，也说明国内博士的择业转型正在加速，但目前国内高校和博士生都没有做好准备。本科就业阶段，现在我们国家好歹有个张雪峰做职业指导。博士生阶段，政府和民间都缺乏类似的人物。我希望高校应该在招博士生的时候就提供职业规划的建议，为研究生提供堆积企业研发岗位的渠道。 不能说招生的时候当廉价劳动力，博士毕业之后又拿几个职位吊着一堆博士继续当廉价劳动力，这对博士是浪费生命，对社会是浪费人才。
高校学美国“非升即走”的时候不能光挑对自己人事管理有利的部分，不谈社会责任。与其让一堆青年教师内卷几年后被迫转岗、离职，不如学美国高校从一开始招人的时候就把标准调高，增加后续的考核通过率，让更多的青年博士早点去其他赛道发展。丑话说在前头，坏事做在明处才能让体制进步。
总结一下，大学培养博士，博士都想进大学，做最简单的算术评价就能发现，只要平均每个博导带的博士生数量超过1，博士数量就会出现指数爆炸，把编制变成没编制。所以关键还是中国企业搞研发原创太难，职位安全感太低，阻碍了博士向企业流动，加剧了体制内岗位的挤兑。不少博士毕业生宁愿去考街道编制、去应聘中小学教师，也没有去企业搞研发的机会，这是全社会的经济损失。
接下来分享两条新闻简讯。
2月28日，我国自主研制的300兆瓦F级燃气轮机首台样机在上海临港总装下线。
去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9.2万亿度，接下来我国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要不断削减煤电占比。与此同时，还要将2060年总发电量增加到接近16万亿度，主要靠风电和太阳能。
2022年国网与电科院发过一篇论文，预估到2060年国内煤电发电量占比将削减到3.1%，风电与太阳能的发电量加起来要达到9.3万亿度，超过去年全国用电总和。风电和太阳能的发电不稳定，大规模组网必须配套足够的调峰电站。
过去十年，国内建了不少抽水蓄能电站用来调峰，抽水电站选址要考虑落差、上下容量与土地红线。目前东部负荷中心受限于环评管控，抽水电站的选址空间已经不大了。因此燃气电站会成为未来国内重要的调峰资源，装机容量与抽蓄电站相当。
有人可能会说，燃气轮机也要烧天然气，同样有碳排放，而且国内天然气紧张，调峰不靠谱。出现这种疑问，是对燃气发电发展路线的不了解。随着燃气轮机技术进步，未来燃气发电燃料会逐步向绿氢和绿氨过渡。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电力市场，更有必要尽快实现相关技术赶超。
一年前我在节目中介绍过东方电气集团的50兆瓦F级燃气轮机G50。我国虽然在20年前通过三次“打捆招标”，引进了几十套燃气轮机，换取了部分技术。但外资企业对热端部件、控制系统这些核心技术长期封锁。除了G50，我国还有其他同步开展研发的燃气轮机项目，比如清华大学华清燃气公司的70兆瓦F级验证机CGT-60F。
刚才说的这两个燃气轮机项目都还是公司级别的研发产品。这次在上海临港总装下线的300兆瓦燃气轮机是国家级统筹项目，十四五重大专项工程。2014年国家电投牵头与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上海电气这三大电气集团联合组建了中国重燃公司。这次下线的首台样机由上海电气负责总装，全国19个省市200多家单位参与研制。2019年完成概念设计阶段主要设计，2020年完成燃烧室单筒试验，2023年实现掺氢20%燃烧试验。
这台燃气轮机只是上海市试验电站中规划的一个机组，还预留了一台400兆瓦H级机位。按照业内预计，国内会在接下来两年进一步实现H级重型燃气轮机的突破，打破国外封锁。
另一条消息是关于星舰的。
去年11月18日，星舰第二次发射失败，马斯克在2023年年会上说星舰上面级爆炸的原因是排空液氧导致了爆炸，如果当时星舰上携带了载荷，是有机会入轨的。
但第二次发射出现的问题不只是星舰上面级，首先爆炸的是助推器。根据国外航天爱好者的分析，星舰第二次发射在热分离阶段很有可能造成了助推器出现瞬时反向加速度，贮箱内的燃料很可能出现的空泡，导致底部燃料管线被水锤效应破坏。
SpaceX接下来将用S28与B10组合进行星舰第三次发射。目前SpaceX已经完成第二次试飞的事故调查和相应改进措施，包括7项触推器整改与10项星舰飞船整改。最近几天在进行堆叠、加注测试，在前两次发射实验中，星舰还需要用97分钟完成4500吨燃料加注，前几天的加注测试已经优化到了45分钟，平均每秒1.67吨。
如果不出现其他问题，将会在本月14号开展第三次发射实验。星舰第三次发射的远地点高度约为235公里，比前两次的250公里还低。这主要是为了缩短飞行轨迹，减少审批手续。由于高度降低，飞行时长只有前两次的一半左右，约为45分钟。星舰上面级的溅落点也不再是夏威夷海域，而是航天器载入回收的常用区域南印度洋。
此前有人猜测，第三次发射会进行星舰卫星部署测试，但目前来看已经不可能了。一方面是轨道高度太低，另一方面，星舰加装载荷需要提前将卫星安装到分配器上，而星港24小时直播，没有人看到安装卫星，因此可以确定第三次发射不会携带载荷。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马斯克对此次发射持保守态度，炸率仍然不低。
相比于前两次任务，这次星舰在外观上就能看到几十处明显的改进。比如星舰上面及的星链终端从一个改成了四个，贮箱泄压口与姿控发动机的位置也有变化，助推器的贮箱体积、栅格度也有调整。这次发射会进行载轨液氧转移测试，将星舰头椎储罐的10吨夜洋转移到下方贮箱，作为未来星舰在轨对接加注燃料方案的初步测试，这也是NASA对SpaceX技术考核的一个重要节点。
此外，导致第二次发射爆炸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会有哪些改进措施。在轨液氧转移与热分离后的爆炸风险，这会是第三次发射的两大看点。
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