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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51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9月下旬,国家一级运动员“阿爽”穿紧身运动服参加铁人三项比赛,被部分网络舆论批评穿“泳衣”参赛,过于露骨,不得体。
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新增一条规定:“媒体报道涉及妇女事件应当客观、适度,不得侵害妇女的人格权益”。
10月31日,冯竟爽发视频回应“露骨”运动装争议中受到的攻击,她引用了韩国女团组合(G)I-DLE的《Nxde》歌词:
“你怎会如此看待赤裸?因你的观念,何其低俗!解放思想,摆脱陈腐——说白了,我美妙绝伦的本性,我不可方物的自身,我生来赤裸,而变态的是你!……”
督工你怎么看待阿爽运动装事件?
一个月前,已经有专业体育裁判员解说过规则。铁人三项包含游泳,运动装就是一种泳装。现在的泳装要减少阻力,紧身设计很正常,完全符合比赛要求。大多数质疑来自不了解铁人三项运动的保守观众。
但是,这些保守观众的模糊印象也反映了一部分现实,就是女运动员的服装有暴露化趋势,甚至是由国际协会制定规则,要求女运动员穿更性感的运动装。在某些方面,商业利益和男性观赏意愿的确已经压倒了纯粹的竞技需求。
在中国,铁人三项是冷门项目,我们可以用国民项目乒乓球来举例。过去女运动员和男性一样,是穿短裤打乒乓球的,90年代的邓亚萍,2000年前后的王楠,拿冠军的时候都是短裤上场。
22000年悉尼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 王楠-李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v411u7QK/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邓亚萍问鼎冠军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L4y1F74Z/
到了21世纪,随着电视机在第三世界普及,体育比赛的商业价值越来越高,网球、羽毛球协会都在女运动员中推广短裙装,吸引男性观众。
2003年,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说:“服装改革是一定的。这几年来网球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我看就跟服装有关,我希望我们的服装赞助商们能多点想法,让女运动员们也更有点女人味!”
国际乒联公开承认,让女球员穿裙装的目的,是“使乒乓球运动员的外在形象更加生动活泼,提高乒乓球赛事的观赏性,使这项运动吸引更多的观众”。
2007年9月成都乒乓球女子世界杯,国际乒联举行了“女子乒乓球服装时尚秀”,推广更时尚,更性感的比赛服。当时的女队教练是孔令辉,比较支持裙装,他说:“欧洲的很多球员早就穿裙子比赛了,国内的队员穿得要少一点。”然后就去联系赞助商设计裙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Q4y1U7DF/
女运动员的态度比较复杂。张怡宁试了一次穿裙子打比赛后,马上就支持裙装,说裙子好看,活动范围也更大,郭跃也支持张怡宁的说法。但是丁宁就觉得裙子太短,露出太多。中国人熟悉的日本选手福原爱偶尔会穿裙装,总体态度是不喜欢。
另外一些女队员从美观角度反对裙子,郭焱嫌自己腿粗不愿穿,李晓霞认为低领上衣和短裙对乒乓球运动员的身材不友好,还表示,乒乓球不是网球,没必要强求乒乓球也像网球运动员一样穿裙子。到现在为止,女乒乓球运动员还是没有统一着装风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N4y1A7AK/
前面提到李晓霞用网球运动做对比,无意中表达了一条规律,就是越是商业化的运动,女性运动服装的自主性就越差,往往要服从于男性制定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时候要女性少穿,有的时候要她们多穿。
古代奥运会传统完全是男性文化,直到19世纪,工商业发展给足够多的欧美中产阶级女性提供了受教育机会,一部分女性也开始锻炼身体,参加比较和缓的竞技运动,比如说草地网球。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体育首先是同性社交,或者是对异性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所以早期运动服首先考虑礼节,要接近日常礼服,然后想办法增加一点动态吸引力,最后选用了蕾丝边白色长裙。
20世纪,随着农业社会退潮,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1900年巴黎奥运会允许女性运动员参赛。22名女运动员获准参加了网球、槌球、帆船、高尔夫和马术五项运动,占参赛运动员的2%。这些女性运动员给体育规则提出了新问题。
2022的今天有人觉得女性穿紧身运动服太低俗,1900年奥运会,大多数男性也认为女运动员的身材会让男运动员“分心”。所以当时的女运动员必须穿高领长袖长裙,标准是能覆盖到脚踝。
和21世纪一样,女性运动员的服装突破首先出现在水上项目。1906年,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安妮特·凯特曼以水下芭蕾舞演员的身份访问美国,游泳时穿了弹力紧身的连体泳衣,露出了胳膊和脖子,被美国政府以“过度暴露”的罪名抓进监狱。但当时的美国毕竟还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女运动员终于穿上了比较接近现代形状的泳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封建贵族时代受教育的保守主义者基本死绝了,除了少数神权国家,再也没人强迫女性游泳穿长裙。哪怕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也都逐渐被打破。比如说前面提到女子网球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女子运动,着装继承了很多19世纪惯例,比如不能在场上更衣,不能直接穿打底裤上场。
2018年的美网碰到高温,法国球员科内特休息的时候发现球衣穿反,在场上直接更衣,其间露出了运动内衣,被裁判警告。这次处罚引发很大争议。最终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做出改革,允许球员可以穿打底裤或紧身短裤比赛,不用加短裙短裤。
但是,二战之后电视机开始普及,给比赛带来了现场之外的商业价值,收视率压力从另一个方向影响了女运动员的服装。无论是赞助商,还是希望得到更多赞助的体育组织,都鼓励女性运动员穿紧身暴露服装,吸引男性观众。
一开始,因为紧身运动装往往也方便运动,所以商业压力带来的问题还不明显。90年代之后出现了大屏幕电视和高清转播,观众看比赛的需求开始多样化,超越了比赛本身。现在说起莎拉波娃,观众的关注点肯定不仅仅是技术和力量。所以,体育协会对女运动员外观的要求也逐渐扭曲。
比如说2014年国际手球联合会要求,女运动员的比基尼泳裤应该“贴身裁剪,并朝腿的顶部向上倾斜,最大边宽不超过10厘米”。2021年沙滩手球欧洲杯,挪威女子手球队觉得比基尼不实用,集体改穿平角短裤比赛。欧洲手球会纪律委员会以“穿着不当”为由,罚了每名球员150欧元。
女运动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新的服装约束,基于运动需求和女性尊严,企图同时反抗两方面的限制。2021年4月的欧洲巴塞尔体操锦标赛,德国女子体操队穿长款体操服出战,德国体操联盟解释了自己的选择,说长款队服是反对“性别化”体操运动员的宣言。
更典型的例子是羽毛球运动,一度被认为观赏性差,几乎被赶出奥运会。世界羽联副主席古纳兰反思羽毛球的问题,说“我们的女孩子为什么不能穿得更性感一点呢”?
所以世界羽毛球协会在2011年颁发了“裙装令”,要求女运动员必须穿裙子上场,否则罚款。
http://m.fengone.com/news/b/20110322/141903.html
“裙装令”后来被羽毛球强国中国、印尼、丹麦抵制,最终不了了之,但在其他领域,女运动员的服装还是越来越暴露。比如说一向被认为节奏单调的田径运动,女运动员的服装就越来越短,而且越是突出性感身材的运动,服装就越倾向于紧身,比如说撑杆跳运动员的服装明显比链球运动员要暴露,这反映了赞助商的要求。而美国女子橄榄球选手带着头盔穿比基尼泳装,就是毫不遮掩地激收视率。
总的来说,现在女运动员的服装,比19世纪乃至20世纪大多数时间都更进步了,更接近于方便运动的本意。但是,因为大多数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是男性,体育节目观众更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女运动员并没有获得完全的穿衣自由。
这就像封建贵族文化解体之后,谁都可以穿黄色的衣服,都可以用皇帝、王府、官员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房子,显然是文化进步,但也是不完全的进步。只有心里彻底放下旧时代的等级观念,不再刻意自称贵族、不再崇拜血统,才算真正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阿爽和其他女运动员的穿衣争议,说明女性解放刚刚走到一半。
督工,你认为到什么时候,女性运动员能获得完全的穿衣自由呢?
这需要打破两种约束。
一种约束是行政化的限制,在不违反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着装风格,不用担心被举报。比如说最近椰树集团的暴露广告再次惹来麻烦,几个女模特快速切换到羽绒服风格跳槽,就是对当前文化管理的冷幽默抗议。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DFQGQ1053469M5.html
另一种约束就是市场压力了,现实是穿性感的衣服可以赚更多的钱,运动员就算不求赚钱,也要解决职业体育的成本问题。纯粹凭兴趣就能出成绩的年代早就过去了,越是追求成绩,追求奖牌越需要大投入。
这两种约束相互碰撞,最终在铁人三项运动装上引发了争论。但无论争论的哪一方赢了,都是男性主导的文化赢了,和女性自己没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女运动员不希望特别取悦男性观众,那就应该期待自己的观众男女比例平衡,期待观众欣赏竞技本身的技巧和力量。这又需要现实中女性提高体育产品消费能力,支撑足够大的女性体育市场。女运动员的穿衣自由和所有的女权产品一样,都是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体现,不能单纯在体育界内部解决问题,更不能空谈女权的道德优越性。
20世纪初,女性得到普选权,很重要的背景是世界大战征兵太多,迫使妇女离开家庭,走进兵工厂承担工作,变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如果我们期待女性运动装摆脱各种文化束缚,变成纯粹的运动工具,首先就要解决普通女性回避体育运动的问题,尤其要鼓励普通女性参与竞技体育。什么时候各学校、各小区的球场上有一半球员是女性,女运动员的服装就不再是问题了。
本周有一条传播很广的信息,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联合伽马数据共同发布了《2022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报告认为,因为去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严打网络游戏,未成年人的每周游戏时间较2021年得到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游戏沉迷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引发全网关注的内容是后面一句话——在新规落实后,未成年人的娱乐行为从游戏向其他活动转移,根据用户调研,当前仍具备游戏习惯的未成年人在游戏受限后,往往会将时间投入到短视频与网络视频,这一比例达65.54%和48.02%。
所以,很多媒体的标题都是“未成年人游戏问题缓解,时间转向短视频” 督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看到类似报道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话剧《茶馆》的著名台词:“我现在已然不抽大烟了,我改抽白面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o4y1y7ny/
但是,我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最近几十年的娱乐记忆,觉得这个调查在提供笑料之外,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社会学认识。
我最早接触到游戏机,是仿造任天堂的八位机,80年代末90年代初快速普及到中国中小城市。随着廉价盗版卡带普及,我能明显发现,在户外活动的同龄人数量减少了,爬山、放风筝、足球、偷苹果,抓鱼、放野火这些游戏快速消失,孩子不是留在家里玩游戏,就是聚集到街机厅。当时无论是从父母视角看,还是从我的视角看,都可以认为为电子游戏改变了正常的儿童生活。
但是,几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意识到,无论当时有没有八位游戏机,儿童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深刻改变,因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冲击了熟人社会。周围关于拐卖儿童、外来人口偷东西的传说越来越多。新建的房屋,无论楼房还是平房,都增加了防盗网,连成人自己都不经常相互拜访了。所以,电子游戏和孩子留在家里,是互为因果的两件事,毕竟那些游戏机也是父母掏钱买来的。
从社会效果来看,孩子留在家里玩游戏当然增加了近视率,降低了身体素质。但从另一方面看,儿童失踪率和死亡率都明显下降,尤其是游泳淹死人的事起码少了一半。
再后来,个人电脑取代了游戏机,网吧取代了街机房,父母对孩子玩游戏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但客观上, CS一类网吧游戏的确为少年好斗的情绪提供了释放机会,县城的少年打架现象越来越少;网游也解决了一定的社交需求,街头帮派活动也几乎绝迹了。所以,某些打工父母听说子女在网吧虽然生气,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起码知道孩子在哪。
再后来,就是智能手机普及,取代了上面提到的所有电子娱乐产品,这依然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服务。坏的一面是挤占了未成年人的时间,好的一面也是挤占了时间,避免了最坏的结果。所以忙起来的父母和留守儿童的父母还是要给子女提供智能手机。
回到最近这次调查,未成年人的娱乐从游戏转移到短视频,虽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但也再次证实了一个判断,就是未成年人的廉价电子娱乐,是有可替代性的。这些娱乐不是生活必需品,完全可以被其他文化产品换掉。只是因为未成年人得不到积极和安全的娱乐,他和他们的父母才选择了其中一种来占据时间。
禁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命令如果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笑话。但如果看做一场严肃的社会试验,我们眼下还算得到了有效的实验数据。只是严肃的实验没必要反复做,再做就真是笑话了。如果国家真想做点什么,就应该赶快组织安全可靠的户外体育运动,比如说每500个孩子搞一个运动场,每100个孩子雇一个体育教练。这笔钱完全可以从游戏业的税收来拿,我相信所有游戏公司都愿意要明确的高税率,而不是要随时改变的内容管理政策。
接下来分享几条近期简讯。455期,我们关注了四川阆中市的财政问题,说阆中作为“中等偏上”的县区付不出核酸费用,说明整个中国都要遇到普遍的财政危机。到了468期,我们就看到了阆中财政危机进一步发展,一次性卖掉了所有公立机构今后30年的食堂配送权。
最近,阆中市再次上了全国新闻,国务院督查室确认,阆中市的乡村医生基本经费一直拖欠,2020年的到今年9月才全部发放,2021年的承诺到今年11月30日发放。至于2022年的没说,想必会进一步拖着。看来阆中市的确是一个好样板,正从各个角度展示地方财政崩溃的结果。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恐怕阆中今后一两年还会继续以全国典型地区的身份受到我们的关注。
https://news.ycwb.com/2022-11/21/content_41186029.htm
505期节目,我们关注了河南富士康防疫事件。最近几天河南富士康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原因是新招募的员工抗议,认为工厂违约,没有提供合理的待遇。11月23日,河南富士康同时推出了几项政策,先是宣布工人的诉求理解有误,然后是在微信公号上宣布,抗议者的核心是外省工人,以后决定只在河南本地招募工人。到了23日晚上,富士康宣布允许不满意的工人离职,每人一万元补贴。
如果忽略前一天激烈的对抗,富士康的应对还算合理,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句话,还是微信公号上宣布的会议内容——外省人不可靠,优先要本省工人。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河南地方政府要求各村出人去富士康打工的号召,还要求退伍军人优先响应。我很好奇河南省具体做了什么,让富士康觉得本省工人比外省更可靠,更值得雇佣。我个人觉得,政府补贴企业,把企业留在本地也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但补贴一定要拿真金白银出来,变成工人和企业双方面的实惠。如果变成含糊不清的行政优待,就算眼下不出问题,长期也会出问题的。 近期帮助重点企业招工,帮企业冲击生产任务的地方政府,还有河北故城县。11月23日,故城县电视台和官方公众号以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名义发布《倡议书》。这里我必须读一下倡议书全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县人民讲大局、识大体,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抗疫,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县还是重要抗疫药品—连花清瘟胶囊的主要产地,为全国疫情防控做出了积极的故城贡献。
近期,为服务保障全国疫情防控大局,我县连花清瘟胶囊生产压力骤增,急需多上人手、加大产能、保障供应。当我们身处故城平安有序生活之时,请不忘记还有很多同胞急需药品、急需帮助。在此倡议:全县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的适龄群众,请大家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到以岭药业连花清瘟生产当中,努力生产更多的连花清瘟支援抗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您的一份努力,就能帮助一个患者;大家的齐心参与,就能守护一方平安。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211232568469683.html
近期还有两条关于连花清瘟药品的新闻。
第一个是各地纷纷出现名称类似的仿制品,比如说宜享健康品牌推出“连花清温茶”。
我注意到,同名的连花清温茶,配料表虽然保留了鱼腥草等重要成分,但是删掉了一种敏感药物——麻黄。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在很多发达国家被视为准毒品,禁止出口,甚至会让携带者坐牢,就是因为使用麻黄太多。我很好奇,这种新型连花清温茶在剔除麻黄之后,是否还有类似的防疫效果。或者说,以岭药业有没有做个实验,证明自己的药效明显超过仿造品。
以岭药业最近几年股价飙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严厉限制普通药店出售抗感冒和退烧药,无形中授予了连花清瘟对类似镇静成分的独家经营权。所以连花清瘟从非典肺炎到新冠病毒,连续卖了20年,越卖越多。
现在不含麻黄成分的仿造品来了,我认为以岭药业或者其他机构应该充分利用公共卫生数据,调查一下连花清瘟胶囊和仿造品的药效区别。如果证实两者效果相近,连花清瘟就可以去掉麻黄成分,摘掉毒品帽子,进入更多的发达国家市场。如果证实两者效果有明显区别,连花清瘟胶囊和含麻黄药物也能获得更高的权威性,提高自身的地位。正反都赚钱的事情,我希望以岭药业千万不要错过。毕竟自己家里养了一个院士,总不能错过和自己相关的重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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