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2年6月5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44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上一期你从教育改革的角度分析了近期很热的教材质量问题。几乎同时，另一位视频博主，“山村支教亮亮老师”从另一个方向批判当前的教材，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修改教科书，在插图和文字方面，都增加一些农村内容。
https://space.bilibili.com/479016408
他说，11年来，一直在西南省份山区当老师，总感觉教材内容太城市化。还是以数学教材为例，应用题的背景都是楼房、超市、电影院，缺乏干农活、砍柴这一类素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Y411u7Xj
“乡村孩子的根从哪里体现，乡村孩子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从哪里体现，这样的教材，怎么可能让农村孩子认同他们的家乡是美好的，怎么可能让他们去热爱自己的家乡，这样只会让这群农村孩子对他们的家乡越来越厌恶，越长大，越被教育成想逃离自己农村家乡的人”。
督工，你怎么看待这位乡村教师的观点？
我注意到，这位乡村教师自己介绍了工作区域，一直在西南省份的山区农村工作，他的经历可能影响了他的观点。
中国农村的总体规律是北方村落大，南方村落小，北方大多数农民居住在上千人的村庄里，所以就算靠政府修基础设施，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建造，让大多数居民靠近公路、卫生院和比较现代的学校。南方的农村更分散，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农民距离现代化设施的平均距离会更远。
和南方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农村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地形落差大，还有不能通航的河道阻碍交通，普及现代化设施的难度在中国最高。亮亮老师在西南山区感慨教科书描述的生活太先进，和学生身边的现实脱节，我能理解他的感性认识。
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质疑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以至于打击面太大，制造了很多额外的反对意见。我来帮他拆分一下观点，问题的逻辑会更清晰。
教材和农村现实脱节，这个诉求包含三个问题。
首先是学习门槛问题，如果教学例题和应用题大量使用学生不熟悉的名词，肯定会浪费上课时间，增加教学难度，这可能也是支教老师最困惑的一点。
其次是考试公平问题，如果考试出题涉及学生看不懂的名词，农村学生的成绩可能会被压低，老师的教学努力也会低估。
但是，这两方面的问题，只能说明教学和考试需要避开特殊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不能说明城乡文化矛盾突出。如果物理课本默认南方学生见过河流结冰，或者语文考试要求西部学生描述海滩风景，也会造成类似的矛盾。在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的年代，如果真的给课本和考题增加农村特色内容，对城市学生也未必合适。
所以这两个问题，只能是教材编辑部和老师相互妥协，教材例题尽量考虑全国的通用性，老师也要帮助学生解决地方文化对学习的影响。如果强行把问题归结为城市文化歧视农村，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
除了学习门槛和考试公平，教材还要考虑文化导向。亮亮老师认为，教材里面农村元素太少，导致学生不热爱农村生活，不喜欢自己的家乡，所以产生了错误的文化导向。无论亮亮老师的观点对不对，这起码是一个逻辑上通顺的质疑，也是我今天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往期节目，我们做了不少和农村相关的内容，观众应该大致知道我的立场。在我看来，一部分农村落后是现实，但绝对不是值得珍惜或者保护的生活方式。农村孩子觉得手工劳动落后，打柴不环保，是符合时代背景的客观认识。
亮亮老师可能觉得这对农村孩子影响不好，但是30年前，我的政治、地理乃至历史老师都要重复强调一个概念——中国人口多，积累少，是一个经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才有幸福的生活。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并没有因此丧失自信。现在的农村孩子也不会因为课本里多了一些现代化元素，就丢掉生活信心。
类似的观点我说过很多次了，这里不再重复。但是亮亮老师和他的一些支持者长期生活在西南贫困山区，几乎看不到快速现代化的可能性。在环境影响下，他们未必能在感性上认同我的观点。上一期节目，我分析教科书问题，就有观众留言，认为几千年来的传统生活就算落后，也有它的稳定性，不能因为逐渐被现代社会取代，就忽视农业社会的地位。
这里我就针对西南贫穷落后地区的特殊性，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高调宣传消灭低效率农业社会。
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山区需要常年支教，原因是这里有很难改造的贫困山区。但贫困是个状态，并没有什么哲学上的必然性，我们必须追问一句，为什么西南山区的贫困问题很难改造？
综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来看，西南山区扶贫难，是两个原因的叠加：地理条件恶劣和人口密集。
地理条件恶劣，大家都知道，云贵高原位置比较靠南，降水量大于北方，水系发达，产生了无数河谷，几乎看不出完整的高原面，所以地貌崎岖。
同时，水流冲走了土壤养分，导致耕地贫瘠。
最后，水流和石灰岩相互作用，形成了贯通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地下的溶洞很漂亮，但是地表想存水都存不住，很难稳定灌溉。
所以自古以来，云贵高原就不是搞农业的好地方，现代也不适合搞工业。
但是，一般农业条件恶劣的地方，就不会形成太密集的人口，扶贫工作相对好做。而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偏偏有很多人口密集区。比如说，高流同学之前去调查过的贵州大方县，面积3500平方公里，人口一度超过120万，现在陆续外迁，还是有86万常住人口。许家印搞集资没露馅的时候，曾经把大方县当做恒大集团的全国扶贫样板，用来营造企业形象。有风头上的恒大集团当后盾，大方县政府2020年还是要挪用4.7亿教师工资来补充财政，可以说是扶贫黑洞，也可以看做恒大集团倒台的预兆。
大方县南面是织金县，面积更小，2868平方公里，人口曾经超过120万，现在常住人口还是有80多万。2021年织金县粮食产量不到30万吨，按户籍人口算，人均不到250公斤。按照常住人口算，只有375公斤，都显著低于全国平均的474公斤。西部农业县连粮食都无法自给，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更困难了。
在大方县和织金县西面，是贵州农村人口最夸张的威宁县，户籍人口160万，现在常住人口120多万。威宁县北面是云南镇雄县，户籍人口170万，现在常住人口130万。再往南，赫章县人口最高峰88万，往北一点，四川古蔺县户籍人口最高峰72万。这些农业县挤在一起，在江南、中原、山东之外，形成了云贵高原顶部的人口大县密集区。
扶贫最怕穷人多。如果只有十几万人，一个县两三千平方公里的山区，总能找到一点特殊的矿山，再加上山区的土特产，很容易就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解决了。但是人多了，资源就不够用，比如织金县有著名的织金溶洞风景区，这可不是借债造的人工景点；织金县每年还产1000多万吨煤炭，不算少，但是人均gdp只有2万多元，这就是人太多抵消了资源优势。网上可以看到织金县去年12月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一条内容就是巩固脱贫成果，轮换399名村书记，建立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http://www.gzzhijin.gov.cn/zwgk/xxgkml/zdlygkxx/ghjh/202203/t20220330_73184768.html
本地人太多，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直接把人迁出去，这也是政府和人民一致在做的事情。上面列举的所有人口大县，人口最高峰都在2010年左右出现，而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证明，云贵高原上每个人口大县，比最高峰都少了30万到40万常住人口，说明贵州人自己非常乐意离开农业社会。
中国农业县平均也就40多万常住人口，如果西南地区这些县只有40万人，贫困问题就直接消失了，原来的土地可以集中起来变成国家公园。但问题是，出去40万人，居然还有七八十万人甚至是100万人生活在县里。而且留下的人口，是相对劳动能力较差的人口，这是云贵山区长期贫困的根源，是亮亮老师这些人要常驻支教的原因。
按照农业社会的一般规律，云贵高原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是相互矛盾的。农业社会人口增长，往往发生在土地肥沃，平原广阔，灌溉耕地多的地方。所以，地理条件好的地方人口多，但人均发展水平也不差。地理条件差的地方人口少，但是人口密度也低。政府在人口稀疏的山区扶贫的时候，无论是开发本地资源，还是整体搬迁，都比较好办。九寨沟景区开发之前，只有几百本地人，所以完全不需要考虑社会转型问题。
现在云贵高原上这些农业县地理条件恶劣，但是人口超过了很多东部平原发达地区，打破了农业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这才导致落后农村长期存在，以至于2022年的今天，支教老师还会觉得教科书描述的现代社会和山区的现实有落差。
所以，问题的核心是：为什么云贵高原的恶劣地理条件上，会有这么多农业人口呢。这要看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
在分析云贵高原问题之前，我要对比一个条件类似的北方山区省份——山西省。
山西省面积15.7万平方公里，是贵州省面积的88%，也是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山区省份。由于汾河谷地和桑干河谷地穿越山区，山西的平地比贵州多一些，但是降水量和温度不如贵州。当代山西经济主要依靠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农业社会，山西煤炭开发比例很低，可以和缺乏主要特产的贵州做对比。
山西开发比较早，明末清初就有接近1000万人口，到了清朝中前期的1776年有1200万人，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差不多1500万人，到了新中国1953年1621万人。现在山西人口是3480万。我们可以粗略说，现在的山西人口，是解放初期的两倍，是明朝中后期的四倍。
贵州在明朝中前期，经济地位和实际上的行政地位都很低，只是因为明朝比较重视控制云南边疆，要保证内地到云南的通道，才在贵州的贫瘠山区强行维持一个边界很模糊的巡抚行政区，加上一个省军区级别的都司辖区，可以说这时候的贵州是一个“准省级单位”。明朝晚期，贵州境内少数民族土司杨应龙对抗明朝，发起了播州叛乱。1600年杨应龙被镇压，改土归流，之后才基本确定了贵州的行政区域。这时候距离李自成攻占北京，只有40多年了。
平定贵州的明朝巡抚是郭子章，他写了一本书《黔记》,对当时的贵州有概括性描述。
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汀，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 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
郭子章接手的贵州刚刚经过战乱，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都损失了一多半，在册人口不到100万，就算把统计之外的少数民族都加上，从宽计算也就是150万人。但是到了清朝，贵州人口猛增，1776年是567万，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是800万。从人口来看，贵州已经毫无疑问是一个标准省级单位了。1953年，贵州人口达到1523万，现在是3852万人。
从解放初期到现在，贵州人口增长率和山西差不多，都是翻了一倍多。但是从明朝末年到解放初几百年，山西人口也只是翻了一倍。而就算最保守估计，这几百年贵州人口也有10倍的暴涨，从150万变成1500万，某些统计甚至认为有20倍到30倍的增长。这是云贵高原上形成一批人口大县的历史背景。
清朝到民国几百年，人口增长不是匀速的。复旦大学的一篇论文提供了近代贵州人口统计曲线，可以看到1724到1788年的连线斜率很大，仅仅66年，贵州就从无人区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农业区。
http://www.nssd.cn/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665543687
云贵高原人口暴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火枪火炮压倒了少数民族山寨，周边省份有移民压力，清朝废除了人头税，还按照惯例，在一代人内给新开垦山地提供免税待遇，吸引了更多移民。但是从生物学角度说，贵州能从之前人烟稀少的无人区变成农业区，是因为汉族移民用铁制农具种植来自美洲的玉米和薯类。
睡前消息431期，我们推荐了两本书《时间地图》、《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两本书都涉及了各大陆农业的对比。其中欧亚大陆主要轴线是东西方向，所以是高产谷物沿着东西气候带传播，发展了发达的平原农业文明，但山区相对落后。
美洲农业传播规律恰好相反，主要轴线是南北向的，农作物很难沿着气候带传播很远。同时，美洲大陆主轴线上有1.5万公里的科迪勒拉山系，从北极延伸到南极，给整个美洲制造垂直气候带。所以美洲文明、尤其是山里的印加文明培育了适合旱地和山地的农作物，可以适应恶劣环境。这些农作物传到亚洲，迅速改变了山区农业的格局，对云贵高原的影响尤其大，制造了亮亮老师熟悉的西南山区农村。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刚刚发生的新变化。
美洲人在山上种土豆、种红薯、种玉米，工具是木棒和石器，效率不高，对自然生态影响也不大，所以能长期维持稳定的种植区，人口缓慢增长。进入云贵高原的中国农民有火枪，有廉价铁器，还有牛马帮助耕地，所以产量明显超过美洲本土的农田，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垦了整个高原。在清朝中期，几乎每个贵州农民都可以养大六七个孩子，让每个儿子去附近的山上开垦一片土地，得到足够的食物，再繁衍下一代，人口增长率一度达到了农业社会能支持的最高水平。
前面那张贵州人口曲线图，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论文，标题是《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分析了美洲农作物对贵州生态的影响。
http://www.nssd.cn/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665543687
贵州年平均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一旦山区被普遍开垦，裸露的山坡耕地就会被雨水冲刷，水土流失速度增长到自然状态下的数百倍。随着耕地面积增加，在雍正乾隆时代，雨季开始频繁形成泥石流。每次泥石流都意味着几平方公里的土壤被冲到长江或者珠江，留下石头山坡。
以现在的地质风化速度，贵州山地生成1厘米的土壤要4000年，而坡地农业就算没有泥石流，一年也能流失1厘米的土壤。到了20世纪，贵州各地普遍出现了“石漠化”趋势。其中石漠面积最多的县就是前面提到的160万人口威宁县。第三名是120万人口的大方县，熟悉的独山县排名第六，织金县排名第八。生态危机给密集的贵州人口施加压力，制造了各种畸形经济现象。
http://www.nssd.cn/articles/Article_Read.aspx?id=KJZX2021007076
现代社会有化肥，有农药，有电泵，还有基因育种，经济再怎么畸形，也就是乱借债，乱上项目，影响进一步发展，但吃饭问题总归能解决。农业社会遇到生态压力之后，就没那么温柔了。
1953年贵州的1500多万人口，明显超出了传统山地农业的承载力，每次泥石流都要消灭上千人的口粮田，制造更严重的粮食危机，这绝对不是一个能长期存在的稳定状态。如果没有现代社会把铁路修进去，给农村带来电力和化肥，贵州农业社会早已经崩溃了，上千万人口需要互相争抢食物，用战争和屠杀减少粮食消耗，一直乱到人口足够少，可以满足长期环境承载力才能稳定。从历史经验看，这个数字或许只有200万人上下。相对本地的长期农业潜力来说，80%的贵州农村都是过剩的。
我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分析贵州的生态环境，目的是提醒亮亮老师，你身边貌似稳定的山地农业社会，从历史角度看，是一个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事物；从生态角度看，是一个即将在野蛮的内战中崩溃的不稳定结构。如果工业社会不主动拆掉贵州的农村，农业社会自己也会消灭80%以上的农村。你不能脱离现代社会去讨论西南山区农村的存在。
为了保护快速流失的土壤，避免整个贵州省变成一座石林，无论是教材，还是其他的宣传材料，都不应该赞美现在的西南山地农业社会，不应该鼓励农民留在原地，而是应该劝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山区，到生态承载力更强的地方生活。人类对抗不了自然规律，但是如果能主动认识到规律，就可以让人口迁移过程更顺利，更符合人道主义。
我对各地农村的态度，根据环境不同有所区别。如果是东北，我支持一部分年轻农民留下，学习技术，组织机械化大农场。如果是昆明大理那种水源丰富的平坝，我支持当地居民搞特色农业。但现在大多数云贵高原的农民生活在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脆弱山区，三天两头要遇到泥石流，我们应该严肃考虑放弃大多数农村了。
随便搜一下新闻，5月以来，贵州已经有好几次泥石流淹没农民的新闻，昨天泥石流甚至堵了铁路，动车一头撞上去，产生严重伤亡。这就是在喀斯特山区强行种地的代价。我们可以承认那些人口大县剩下的几十万人是历史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教科书鼓励当地学生离开家乡，鼓励他们放弃在山区打柴种地，去现代城市生活，没有任何问题。
前面举的例子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整个云贵高原的情况都差不多。从160万人口的威宁县往云南省方向去，100多公里外有个县级东川区。东川区有铜矿，从元朝开始就开采，随着明清时期铜钱需求上升，开采规模越来越大，到1958年成为国家级铜矿，设置了地级市管理机构。
开采铜矿，制造的水土流失比农业还大，而且铜矿工人自己也需要吃饭，吸引了移民在周围种地，所以东川地区的水土流失是全国最严重的，达到了下雨必然爆发的地步。我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说明文《泥石流》，就描写过东川地区的地质灾难。
几百年的泥石流积累下来，东川好多山头上已经没有土壤了，倒是一些山谷被泥浆填平，形成了松软的平原。东川利用这些灾害遗址，从2004年开设了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算是靠山吃山。
但是越野赛毕竟只是个临时热闹，养活不了一个地级市的人口，所以东川地级市最终撤销，变成了东川区。我2009年自驾游，还专门去看过衰落的东川矿区。
我去东川矿区，原因是我也在一个铜矿矿区长大，童年就听说云南有一个巨大的东川矿，所以路过就想参观。东川矿区的气氛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很亲切，但我完全支持东川行政降级，人口外迁。矿工本来就是因为开矿迁进来的人口，在矿产减少之后迁出去很正常，没必要留在这里给云贵高原制造环境压力。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那些支教老师熟悉的西南山村。2个世纪前，来自各地的农民扛着锄头爬上高原，用山坡上不可再生的土壤资源养活了自己的家庭。现在土壤流失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农民退耕还林、下山生活，比当年上山更合理。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建成美丽的居民点，但不一定是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支教的志愿者如果能劝说西南山区的农村学生下山，对他们自己，对整个国家都是好事。希望云贵高原的大多数山坡尽早能恢复到原始生态，或者变成采伐周期很长的林场。
回到教科书的导向问题。我之前对用过的教科书做过统计分析。80年代的语文课本，反映国内生活的插图，60%以上的内容和城市生活相关，而且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当时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当时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显然教科书和现实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但是，我不认为教科书有导向错误，因为农村生活有很强的地域性，相互之间区别很大，南方学生说牛的时候，默认是水牛，北方是黄牛；南方学生说“谷”，往往是稻米，而北方是小米。如果教科书的内容想迎合某处农村，必然会和其他农村产生信息落差，问题也不会缓解，倒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还能全国相对统一。
我上一期节目提到过，在现代教育中，单一教材的地位必然会逐渐下降。如果要求教科书面面俱到，照顾所有学生的所有需求，反而会束缚教材编写者的手脚，让他们无所适从。
所以，如果教科书要表现一种有共性的生活方式，显然城市生活比具体的农村生活更合适。这就像推广普通话，除了我家乡承德这样的地方，普通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要专门学习的交流工具。但如果放弃普通话，推广其他方言，大多数人的学习难度也不会降低。
当然最重要的理由是发展。现代城市意味着进步，意味着更舒适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机会，鼓励学生向往城市生活没什么问题。学生没见过繁忙的交叉路口，先学习红绿灯知识也有好处；学生没坐过高铁飞机，可以先在课本上看到。希望支教老师能多向学生介绍现代社会。
最后，我还是想对“亮亮老师”说几句话。我很支持你的农村教育工作，本期内容并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只是我要从宏观角度解释一下西南山区的背景，希望你的努力不要用来对抗自然规律。
这一期的内容，也不是看了你的视频之后才形成的，而是我一直的观点。之前我曾经有一个较长的演讲《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分析了农业社会传统的形成，发现很多所谓的农业社会传统观念，比如“龙的传人”，出现的都很晚，并不是几千年农业社会准静态结构的产物。就算要为它们辩护，也不应该以保护农业社会的名义去做。如果有兴趣，欢迎亮亮老师和其他的观众去看看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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