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12年9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333期节目，请静静介绍新闻。
财新网9月10号报道，香港新界东北垃圾堆填区紧邻深圳罗湖，产生的臭气长年污染周边环境。香港特区环保署最近表示，将负责出钱治理，虽然每年只有1800万港币，但依然是个明显的态度。
香港垃圾堆填区臭气飘至深圳 港环保署将出资治理_环科频道_财新网
八年之前，香港已经为垃圾场的臭味道歉，现在终于开始准备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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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年3、4月，媒体又报道，香港计划在深圳罗湖口岸300米处修建“超级殡葬城”，引发了大量批评，但港府坚持要继续推进该计划。
香港是故意要在深圳边界上搞这些负面项目吗？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0330-113520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港报社评：殡葬城掀争议，“偏远”概念该重新定义-信报4月9日-idCNL4S2M2033
https://www.hk01.com/周報/610590/超級殯葬城的前世今生-錯漏要認-有過要改-香港新方向
https://www.hk01.com/周報/610590/超級殯葬城的前世今生-錯漏要認-有過要改-香港新方向
http://news.stnn.cc/hongkong/2021/0407/846476.shtml
最近引发争论的项目是香港新界的沙湾殡葬园。按香港特区官方解释，随着香港老龄化加剧，到2035年，每年去世人口将增加一半以上，现有墓区将无法容纳。所以确实应该增加墓地。
2010年香港政府开始规划新的墓区，计划一共要提供90万个骨灰位置，并且新墓园将分散在全港18个行政区内，由各区共同承担责任。这个原则本身还是比较公平的。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16-45c.pdf
目前除了沙湾墓园以外，香港还有其他几个新墓区的预算也通过了。比如沙田区的石门墓园，位置很靠近香港市区，设计有4万个位置，规模与沙湾墓园第一期接近。正在工程招标。
沙田区石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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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官员在接受质询时，坚持说沙湾墓园项目只是正常选址，并没有做出歧视性安排，这个说法还算合理。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56512/被批將厭惡設施放邊境如廁所放客廳-黃偉綸-設施非新界北獨有
沙湾墓园落成后，直线距离几百米外就是繁华的深圳市区，很可能让部分罗湖居民感受上不舒服。不过，深圳河北岸一边已经是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建成区，基本不会再有新项目开工。河畔高大的建筑物遮拦住视界后，站在罗湖能清楚眺望到沙湾的地点并不多。项目方还承诺会改进墓园外观，和周边保持协调，尽量保持低调。
从内地和全世界大城市的案例看，如果只是安排殡仪馆和生态化墓地，没有火葬场，周边地价和居民感受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深圳罗湖与沙湾墓区之间隔着一条深圳河，影响会更小。但对香港来说，沙湾墓园处于罗湖和文锦渡两个关口之间，占据了所有的沿河一线地段，未来几乎不可能和深圳融合发展的难度会极大增加。影响的是自己，这个墓地项目主要影响香港自己。
但是，除了墓地之外，香港垃圾处理项目影响深圳，是不能否认的现实。
香港现在有三个垃圾堆填场，其中有两个紧邻深圳。第三家是将军澳的新界东南堆填场，从2016年起就只接收建筑垃圾。污染最大的生活垃圾完全依赖两家紧靠深圳的填埋场处理。
其中位于屯门的新界西堆填场，不但是香港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而且对外完全没有任何遮掩，直接面对着深圳最精华的海滨商业区后海湾，形成了景观和气味污染，严重损害了后海湾海滨地带的商业价值。上次林郑月娥为此道歉，也是因为西填埋场的空气污染。
新界西堆填区（屯门垃圾填埋场）
尽管深圳政府和民间都多次抗议，但今年9月10号，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还是批准了拨款442亿港元，大规模扩建新界西堆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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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撥逾442億 擴建新西堆填區 - 香港經濟日報 - 報章 - 政治 - D210911
新界西堆填区扩建位置
香港官方也有其他的计划，2035年停止绝大多数垃圾填埋，改用焚烧方式处理。但香港过去几十年，很多民生重大工程都进展缓慢，很多人不太信任垃圾焚烧计划。香港官方也给计划留了一个“每隔5年重新检讨目标”的尾巴，深圳的海景房主可能还要再看几十年的垃圾填埋场。
垃圾处理行业虽然不受人欢迎，但也是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香港这么做是不是没有其它选择？
大城市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向，很早就向焚烧方式发展了。深圳人均GDP至今只有香港的一半左右，但1985年就建设了第一家垃圾发电厂。到2020年，深圳市是全国唯一做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的特大型城市。
全世界城市建立垃圾焚烧设施，最头痛的都是选址困难，无论，选在哪里附近的居民都会强烈抵制。但香港很多离岛人口极少，而且位于开阔的洋面上，尾气很容易稀释扩散。香港又是一个财政储备极其雄厚的城市，根本不缺建设资金，应该早就有垃圾焚烧厂了。但香港一直不建焚烧厂，每天产生的1.5万吨垃圾全靠填埋处理。
上世纪，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深圳被看作是香港的外围附庸。香港把垃圾场建到北部，靠近深圳旁边，还可以说符合经济和城市发展现实。但到21世纪，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香港。香港想要复兴实业，必然要依托深圳这个世界制造业中心。香港继续在深圳方向建设垃圾场，长期看来损人不利己。
并且新界北部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交错为主，是香港最后成片的未开发区域。开发难度和成本是整个香港辖区内最低的。就是只做最简单的住宅开发，也能明显缓解香港的社会问题。
香港地形，白色为已开发地区，深色为山地，浅绿色为未开发平原和丘陵
（或用下图）
但长期以来，对新界北部的开发大多只停留在口头讨论阶段。一旦企图落实，就会遭到严重的阻力。香港社会主流宁愿耗费巨资，大规模填海造地给房产找地皮，也不愿意开发邻近深圳的北部平原。
2012年，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准备开发600多公顷土地建设新市镇，给几十万香港居民提供比较廉价的住房。但规划正式推出后，就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猛烈攻击。从环境保护到可能引来更多的内地游客，都成为反对的理由。香港农业规模极小，连本地蔬菜自给率都不到2%，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微乎其微。但还是有人用保护农业作为借口，反对在新界建设新城区。
僵持几年后，特区政府不得不实质放弃了新界开发规划，深圳河两岸仍然保持原状，北岸都是高楼大厦，南岸是农村田园风光。对深圳城区来说，这是不错的风景，但对香港来说，这是明显的浪费。
从深圳罗湖眺望香港
香港社会为什么这么抵触开发新界北部
香港社会从精英到多数普通人，对内地、对深圳的心态都很复杂。一方面香港现在还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全国最多的高薪职位，连带在高端服务业上，香港在全国也没有同级别的对手。
所以香港社会普遍认为，香港对深圳，或者对内地所有城市，在质量上的绝对优势。特区政府发公告建议与内地合作，也一定会先说香港有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惯性优势。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深圳和香港的经济已经基本平衡。除了制造业，**科技研发和金融方面进步也很快，不再是一个要依附于其他核心的城市。**在产业结构方面，深圳现在完全可以做香港的榜样。
并且深圳还是一个世界级港口，2020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650万标准箱，世界第四。而香港已经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变成了第九位，去年香港吞吐量不到1800万标准箱，差不多是深圳的三分之二。
根据中外共同的历史经验，枢纽港地位的转移，预示着经济核心的转移，贸易和物流行业现在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另外两大支柱产业，金融和专业服务也和贸易物流有关系。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深圳不仅是和香港平等合作，甚至还会取代香港的很多功能。
如果香港大规模开发开放新界北部，特别是紧邻深圳的地带，这些地方很可能会在市场推动下，自动向深圳靠拢，承接配套深圳溢出的部分产业，成为深圳的副中心。
香港主流社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未来，至少潜意识会抵触新界地区融入深圳，所以安排垃圾场的时候，不会考虑未来和深圳的合作。
香港怎样才能扭转这个趋势呢？
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会存在，相对衰落引发的民粹主义也一定会出现。要克服这些阻挠。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是关键。过去二十年香港各方面议题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核心原因就是特区政府缺乏重大决策机制。
香港一直为自己的公务员体系骄傲，认为香港公务员整体上专业、高效。但同时，民间舆论又抱怨近年来抱怨香港的政府行动效率低下。这两个观点其实并不矛盾。特区政府处理基层日常事务的能力确实优秀，一般公务员的职业操守也比较有保障。各种规章制度明白清晰，普通人找政府机关一般办事，只需要按程序走，就不会遇到麻烦。
但是，从重大项目的推进看，大型公共工程是在正式招标开工前，往往要拖10年才能确定规划，并且还缺少备用方案，一旦原始提案被驳回，整个流程就只能中断，需要很长时间重新启动。
比如说新界落马洲河套区，1997年根据国务院命令，管理权划归香港特区。被寄予了港深合作典范的极大希望。从2000年至今，区域开发计划一个接一个，每隔几年就被特区政府郑重的列入报告，制订了宏伟的目标。但是直到现在，落马洲河套区仍然一片非常美丽的南中国原生态湿地。
落马洲河套区（原属深圳，1997年河道改道工程后，管理权划归香港特区管辖）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38029/透視大灣區-一幅丟空20年的邊境爛地-香港速度-仍是優勢
香港官僚说，这是因为回归后各方更愿意提出自己的意见，职责部门需要更多时间进行研究和协调。但就以前面我们提到的沙湾墓园、屯门垃圾堆填场项目为例，从正式提案到批准拨款前后历时十几年。工作室同事对比了特区负责部门历年向立法会提交的项目报告，发现前后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修改，甚至绝大多数文字段落都是一字不易的照抄，看不出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认真跟踪调研的迹象。这种因循守旧的作风，严重影响了香港地方政府的实际效率。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叶刘淑仪曾经说过自己的认识：建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英国人，把中国籍高级公务员（AO）训练成执行者而非领导者，所以对既定方案的执行力强，发起新项目的能力不足。现在香港一方面有半独立的决策机制，不受上级KPI考核限制，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搞项目，一切都按照惯性发展，等于兼顾了集权和分权的缺点，将来恐怕还会相对深圳进一步衰落。
最近86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秘鲁左翼组织光辉道路领导人在狱中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一个拉美小国，秘鲁在我国没啥存在感，但光辉道路组织名气不小，督工你能给年轻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吗？
国内官方媒体对古斯曼去世的报道很简短，但定性明确，直说“恐怖组织负责人古斯曼”。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分支，官方媒体很少这么不客气直接说是恐怖组织，古斯曼这次享受了日本赤军的待遇。要理解这个组织的核心特征，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秘鲁的社会背景。
先说地理条件。从地形图上看，秘鲁的地貌可以分成三部分。西面靠太平洋的沿海平原，中间安第斯山脉，东边属于亚马逊河流域上游的平原，降水都向东流入大西洋。
但是看人口密度图，亚马逊河平原虽然有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伊基托斯，但是经济上依靠向东进入巴西的水运，可以通3000吨的海轮，和中西部地区没有陆地交通联系。其他亚马逊平原基本上是未开发的无人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秘鲁的社会只有西部平原和东部山区，这个地理结构对秘鲁政治有决定性影响。
从社会结构来说，秘鲁是古代印加帝国的核心区域，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就在秘鲁南部。然后西班牙人用少数部队袭击，利用文明代差占领了半个南美洲，把秘鲁变成了全球帝国的统治基地之一。但是，因为气候和欧洲有明显差异，西班牙殖民地并没有吸引大量的欧洲人口，印加原住民经受人口损失之后，还保持着相当的数量。经过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本土的印第安人或者作为农奴在军阀贵族的大庄园劳动，或者被白人和混血人口赶到贫瘠的边界山区生活。
到了20世纪60年代，占农业人口千分之四的大庄园主家族控制了75.9%土地，占总农户83.2%的贫农只占有5.5%土地，而且还往往分布在缺水的安第斯山区，和庄园主的优质地产根本没法比。
为了缓解矛盾，秘鲁军政府1969年和大多数左翼组织联合，搞了貌似激进的土地改革，拆散了一部分大庄园，重新分配了953万公顷土地，其中860万公顷分给了37万农户。理论上说，每个农户能分到20多公顷，也就三百多亩地。
但是从具体结果来看，土改前70.8万个小农户，占有的5.5%土地是105.4万公顷。改革中只有4.1万小农分配了土地，拿到了总分配数的2%，大多数小农户依然是1公顷左右的山区贫瘠土地。剩下的土地，被政府集中到不适合当地农业条件情况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主导者往往是原来的精英阶层，整个合作社要用30年偿还土地价值，还要每年支付4-6%的利息，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支持不了这笔费用。与其同时，自然经济条件被打破，封建状态下的一些地方统治者义务被取消，城市商业和金融渗透进农村，制造了很多新的消费和不满。这些矛盾集合到一起，形成了农民运动的潜在基础。
1970年，大学教授古斯曼受到中国革命启发，要搞农村包围城市，带领光辉道路组织从秘鲁共产党脱离，反对左翼组织和军政府的合作，要搞农村武装斗争。
这个古斯曼是贵族大地主的私生子，混血后代，在大学里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当教师期间在知识分子阶层发展了一大批支持者。他率领光辉道路从秘鲁共产党脱离以后，组织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虽然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要斗争手段，骨干力量是印第安农民，但领导集体是来自于城市，出身属于小资产阶级。
当然这对于一场农村革命来说，也不一定是严重问题，很多成功案例也是这样发展早期组织的。但是受到地理和社会因素影响，光辉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盲动性被放大了，最后逐渐被恐怖袭击手段绑架。
前面我们介绍了秘鲁的基本地貌，可以划分成中西两个地理单元。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南北向延伸，但水系都是垂直于海岸的东西向河流，把整个山区切割成一系列东西向小型谷地，各个谷地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沿海平原。这意味着农村游击队没有机动空间，没法扩大自己的胜利，搞社会建设，只有小规模的破坏性力量能通过西部平原运动。而西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基础是矿业出口，和农村经济相对割裂，没办法搞农村包围城市。结果光辉道路只能在山区进行小规模恐怖袭击，而且严重依赖城市作为组织节点，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可能性。在全部武装斗争期间，古斯曼只召开过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这说明地理条件严重限制了这个中等国家的游击队活动。
1992年古斯曼是在秘鲁首都利马被捕的，其他光辉道路的领导干部也都集中在都在几个大城市，而他们的武装活动则主要都是在安第斯山区，动员吃土豆的山区农民。现代城市出身的青年可以理解山区农民的痛苦，利用矛盾组织起几千人的秘密武装，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保持高强度活动，但始终不能给这些农民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这种割裂性是光辉道路失败的核心原因。
1982年秘鲁结束军政府的长期执政结束，回归民选政府，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力度反而明显提高。这些极左翼领导人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更危险，会迷惑人民，所以要打破中间派的稳定统治。他们拼命袭击投票站，反对选举，到现在还能经常挖出几百人的尸体坑。而警察部队的镇压也很残酷，往往也会对光辉道路支持者进行类似的报复。
拉丁美洲因为农民问题引发的内战很多，也有类似的残酷行为。比如说哥伦比亚庄园主支持的极右翼民兵，跟小农的左翼民兵经常相互屠杀，但是双方的目标相当明确，尤其是左翼民兵不会屠杀其他小农村庄逼他们革命。秘鲁光辉道路制造的多次大屠杀，主要死难者也是小农，最多就是比贫农稍微好一点，而且光辉道路对老年人，妇女儿童也下手，这不仅在人道主义上说不过去，在社会斗争方面，也没法获得长期支持。在经历了十年对抗之后，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藤森在1990年当选总统，而且成功制造了经济复苏，1992年古斯曼就被捕。之后秘鲁虽然还有持续的青年革命者搞袭击，但始终没有达到光辉道路80年代的水平。以后世界经济再次出现衰退，许多边缘国家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反抗运动，秘鲁这些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经验教训值得他们借鉴。
好，感谢各位收看，333期节目到此结束。最近国内有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新闻，比如说关于奥特曼电视剧的争论，比如说围绕停电和限电产生的经济政策讨论，这些新闻我们没有忽视，但是因为最近连续休假，我们可能要推迟几天再分析这些问题。国庆期间，睡前消息节目继续保持更新，我们周五、十月1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