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12年9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333期节目,请静静介绍新闻。
财新网9月10号报道,香港新界东北垃圾堆填区紧邻深圳罗湖,产生的臭气长年污染周边环境。香港特区环保署最近表示,将负责出钱治理,虽然每年只有1800万港币,但依然是个明显的态度。
香港垃圾堆填区臭气飘至深圳 港环保署将出资治理_环科频道_财新网
八年之前,香港已经为垃圾场的臭味道歉,现在终于开始准备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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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年3、4月,媒体又报道,香港计划在深圳罗湖口岸300米处修建“超级殡葬城”,引发了大量批评,但港府坚持要继续推进该计划。
香港是故意要在深圳边界上搞这些负面项目吗?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10330-113520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港报社评:殡葬城掀争议,“偏远”概念该重新定义-信报4月9日-idCNL4S2M2033
https://www.hk01.com/周報/610590/超級殯葬城的前世今生-錯漏要認-有過要改-香港新方向
https://www.hk01.com/周報/610590/超級殯葬城的前世今生-錯漏要認-有過要改-香港新方向
http://news.stnn.cc/hongkong/2021/0407/846476.shtml
最近引发争论的项目是香港新界的沙湾殡葬园。按香港特区官方解释,随着香港老龄化加剧,到2035年,每年去世人口将增加一半以上,现有墓区将无法容纳。所以确实应该增加墓地。
2010年香港政府开始规划新的墓区,计划一共要提供90万个骨灰位置,并且新墓园将分散在全港18个行政区内,由各区共同承担责任。这个原则本身还是比较公平的。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pwsc/papers/p16-45c.pdf
目前除了沙湾墓园以外,香港还有其他几个新墓区的预算也通过了。比如沙田区的石门墓园,位置很靠近香港市区,设计有4万个位置,规模与沙湾墓园第一期接近。正在工程招标。
沙田区石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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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官员在接受质询时,坚持说沙湾墓园项目只是正常选址,并没有做出歧视性安排,这个说法还算合理。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56512/被批將厭惡設施放邊境如廁所放客廳-黃偉綸-設施非新界北獨有
沙湾墓园落成后,直线距离几百米外就是繁华的深圳市区,很可能让部分罗湖居民感受上不舒服。不过,深圳河北岸一边已经是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建成区,基本不会再有新项目开工。河畔高大的建筑物遮拦住视界后,站在罗湖能清楚眺望到沙湾的地点并不多。项目方还承诺会改进墓园外观,和周边保持协调,尽量保持低调。
从内地和全世界大城市的案例看,如果只是安排殡仪馆和生态化墓地,没有火葬场,周边地价和居民感受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深圳罗湖与沙湾墓区之间隔着一条深圳河,影响会更小。但对香港来说,沙湾墓园处于罗湖和文锦渡两个关口之间,占据了所有的沿河一线地段,未来几乎不可能和深圳融合发展的难度会极大增加。影响的是自己,这个墓地项目主要影响香港自己。
但是,除了墓地之外,香港垃圾处理项目影响深圳,是不能否认的现实。
香港现在有三个垃圾堆填场,其中有两个紧邻深圳。第三家是将军澳的新界东南堆填场,从2016年起就只接收建筑垃圾。污染最大的生活垃圾完全依赖两家紧靠深圳的填埋场处理。
其中位于屯门的新界西堆填场,不但是香港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而且对外完全没有任何遮掩,直接面对着深圳最精华的海滨商业区后海湾,形成了景观和气味污染,严重损害了后海湾海滨地带的商业价值。上次林郑月娥为此道歉,也是因为西填埋场的空气污染。
新界西堆填区(屯门垃圾填埋场)
尽管深圳政府和民间都多次抗议,但今年9月10号,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还是批准了拨款442亿港元,大规模扩建新界西堆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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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撥逾442億 擴建新西堆填區 - 香港經濟日報 - 報章 - 政治 - D210911
新界西堆填区扩建位置
香港官方也有其他的计划,2035年停止绝大多数垃圾填埋,改用焚烧方式处理。但香港过去几十年,很多民生重大工程都进展缓慢,很多人不太信任垃圾焚烧计划。香港官方也给计划留了一个“每隔5年重新检讨目标”的尾巴,深圳的海景房主可能还要再看几十年的垃圾填埋场。
垃圾处理行业虽然不受人欢迎,但也是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香港这么做是不是没有其它选择?
大城市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向,很早就向焚烧方式发展了。深圳人均GDP至今只有香港的一半左右,但1985年就建设了第一家垃圾发电厂。到2020年,深圳市是全国唯一做到生活垃圾全量焚烧的特大型城市。
全世界城市建立垃圾焚烧设施,最头痛的都是选址困难,无论,选在哪里附近的居民都会强烈抵制。但香港很多离岛人口极少,而且位于开阔的洋面上,尾气很容易稀释扩散。香港又是一个财政储备极其雄厚的城市,根本不缺建设资金,应该早就有垃圾焚烧厂了。但香港一直不建焚烧厂,每天产生的1.5万吨垃圾全靠填埋处理。
上世纪,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大,深圳被看作是香港的外围附庸。香港把垃圾场建到北部,靠近深圳旁边,还可以说符合经济和城市发展现实。但到21世纪,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香港。香港想要复兴实业,必然要依托深圳这个世界制造业中心。香港继续在深圳方向建设垃圾场,长期看来损人不利己。
并且新界北部地形以平原和丘陵交错为主,是香港最后成片的未开发区域。开发难度和成本是整个香港辖区内最低的。就是只做最简单的住宅开发,也能明显缓解香港的社会问题。
香港地形,白色为已开发地区,深色为山地,浅绿色为未开发平原和丘陵
(或用下图)
但长期以来,对新界北部的开发大多只停留在口头讨论阶段。一旦企图落实,就会遭到严重的阻力。香港社会主流宁愿耗费巨资,大规模填海造地给房产找地皮,也不愿意开发邻近深圳的北部平原。
2012年,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准备开发600多公顷土地建设新市镇,给几十万香港居民提供比较廉价的住房。但规划正式推出后,就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猛烈攻击。从环境保护到可能引来更多的内地游客,都成为反对的理由。香港农业规模极小,连本地蔬菜自给率都不到2%,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微乎其微。但还是有人用保护农业作为借口,反对在新界建设新城区。
僵持几年后,特区政府不得不实质放弃了新界开发规划,深圳河两岸仍然保持原状,北岸都是高楼大厦,南岸是农村田园风光。对深圳城区来说,这是不错的风景,但对香港来说,这是明显的浪费。
从深圳罗湖眺望香港
香港社会为什么这么抵触开发新界北部
香港社会从精英到多数普通人,对内地、对深圳的心态都很复杂。一方面香港现在还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全国最多的高薪职位,连带在高端服务业上,香港在全国也没有同级别的对手。
所以香港社会普遍认为,香港对深圳,或者对内地所有城市,在质量上的绝对优势。特区政府发公告建议与内地合作,也一定会先说香港有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惯性优势。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深圳和香港的经济已经基本平衡。除了制造业,**科技研发和金融方面进步也很快,不再是一个要依附于其他核心的城市。**在产业结构方面,深圳现在完全可以做香港的榜样。
并且深圳还是一个世界级港口,2020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650万标准箱,世界第四。而香港已经从曾经的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变成了第九位,去年香港吞吐量不到1800万标准箱,差不多是深圳的三分之二。
根据中外共同的历史经验,枢纽港地位的转移,预示着经济核心的转移,贸易和物流行业现在仍然是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另外两大支柱产业,金融和专业服务也和贸易物流有关系。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深圳不仅是和香港平等合作,甚至还会取代香港的很多功能。
如果香港大规模开发开放新界北部,特别是紧邻深圳的地带,这些地方很可能会在市场推动下,自动向深圳靠拢,承接配套深圳溢出的部分产业,成为深圳的副中心。
香港主流社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未来,至少潜意识会抵触新界地区融入深圳,所以安排垃圾场的时候,不会考虑未来和深圳的合作。
香港怎样才能扭转这个趋势呢?
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会存在,相对衰落引发的民粹主义也一定会出现。要克服这些阻挠。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是关键。过去二十年香港各方面议题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核心原因就是特区政府缺乏重大决策机制。
香港一直为自己的公务员体系骄傲,认为香港公务员整体上专业、高效。但同时,民间舆论又抱怨近年来抱怨香港的政府行动效率低下。这两个观点其实并不矛盾。特区政府处理基层日常事务的能力确实优秀,一般公务员的职业操守也比较有保障。各种规章制度明白清晰,普通人找政府机关一般办事,只需要按程序走,就不会遇到麻烦。
但是,从重大项目的推进看,大型公共工程是在正式招标开工前,往往要拖10年才能确定规划,并且还缺少备用方案,一旦原始提案被驳回,整个流程就只能中断,需要很长时间重新启动。
比如说新界落马洲河套区,1997年根据国务院命令,管理权划归香港特区。被寄予了港深合作典范的极大希望。从2000年至今,区域开发计划一个接一个,每隔几年就被特区政府郑重的列入报告,制订了宏伟的目标。但是直到现在,落马洲河套区仍然一片非常美丽的南中国原生态湿地。
落马洲河套区(原属深圳,1997年河道改道工程后,管理权划归香港特区管辖)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38029/透視大灣區-一幅丟空20年的邊境爛地-香港速度-仍是優勢
香港官僚说,这是因为回归后各方更愿意提出自己的意见,职责部门需要更多时间进行研究和协调。但就以前面我们提到的沙湾墓园、屯门垃圾堆填场项目为例,从正式提案到批准拨款前后历时十几年。工作室同事对比了特区负责部门历年向立法会提交的项目报告,发现前后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修改,甚至绝大多数文字段落都是一字不易的照抄,看不出有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认真跟踪调研的迹象。这种因循守旧的作风,严重影响了香港地方政府的实际效率。
香港立法会前主席叶刘淑仪曾经说过自己的认识:建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英国人,把中国籍高级公务员(AO)训练成执行者而非领导者,所以对既定方案的执行力强,发起新项目的能力不足。现在香港一方面有半独立的决策机制,不受上级KPI考核限制,另一方面自己又不搞项目,一切都按照惯性发展,等于兼顾了集权和分权的缺点,将来恐怕还会相对深圳进一步衰落。
最近86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秘鲁左翼组织光辉道路领导人在狱中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一个拉美小国,秘鲁在我国没啥存在感,但光辉道路组织名气不小,督工你能给年轻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吗?
国内官方媒体对古斯曼去世的报道很简短,但定性明确,直说“恐怖组织负责人古斯曼”。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分支,官方媒体很少这么不客气直接说是恐怖组织,古斯曼这次享受了日本赤军的待遇。要理解这个组织的核心特征,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秘鲁的社会背景。
先说地理条件。从地形图上看,秘鲁的地貌可以分成三部分。西面靠太平洋的沿海平原,中间安第斯山脉,东边属于亚马逊河流域上游的平原,降水都向东流入大西洋。
但是看人口密度图,亚马逊河平原虽然有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伊基托斯,但是经济上依靠向东进入巴西的水运,可以通3000吨的海轮,和中西部地区没有陆地交通联系。其他亚马逊平原基本上是未开发的无人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秘鲁的社会只有西部平原和东部山区,这个地理结构对秘鲁政治有决定性影响。
从社会结构来说,秘鲁是古代印加帝国的核心区域,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就在秘鲁南部。然后西班牙人用少数部队袭击,利用文明代差占领了半个南美洲,把秘鲁变成了全球帝国的统治基地之一。但是,因为气候和欧洲有明显差异,西班牙殖民地并没有吸引大量的欧洲人口,印加原住民经受人口损失之后,还保持着相当的数量。经过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本土的印第安人或者作为农奴在军阀贵族的大庄园劳动,或者被白人和混血人口赶到贫瘠的边界山区生活。
到了20世纪60年代,占农业人口千分之四的大庄园主家族控制了75.9%土地,占总农户83.2%的贫农只占有5.5%土地,而且还往往分布在缺水的安第斯山区,和庄园主的优质地产根本没法比。
为了缓解矛盾,秘鲁军政府1969年和大多数左翼组织联合,搞了貌似激进的土地改革,拆散了一部分大庄园,重新分配了953万公顷土地,其中860万公顷分给了37万农户。理论上说,每个农户能分到20多公顷,也就三百多亩地。
但是从具体结果来看,土改前70.8万个小农户,占有的5.5%土地是105.4万公顷。改革中只有4.1万小农分配了土地,拿到了总分配数的2%,大多数小农户依然是1公顷左右的山区贫瘠土地。剩下的土地,被政府集中到不适合当地农业条件情况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主导者往往是原来的精英阶层,整个合作社要用30年偿还土地价值,还要每年支付4-6%的利息,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支持不了这笔费用。与其同时,自然经济条件被打破,封建状态下的一些地方统治者义务被取消,城市商业和金融渗透进农村,制造了很多新的消费和不满。这些矛盾集合到一起,形成了农民运动的潜在基础。
1970年,大学教授古斯曼受到中国革命启发,要搞农村包围城市,带领光辉道路组织从秘鲁共产党脱离,反对左翼组织和军政府的合作,要搞农村武装斗争。
这个古斯曼是贵族大地主的私生子,混血后代,在大学里受到左翼思想影响,当教师期间在知识分子阶层发展了一大批支持者。他率领光辉道路从秘鲁共产党脱离以后,组织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虽然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要斗争手段,骨干力量是印第安农民,但领导集体是来自于城市,出身属于小资产阶级。
当然这对于一场农村革命来说,也不一定是严重问题,很多成功案例也是这样发展早期组织的。但是受到地理和社会因素影响,光辉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盲动性被放大了,最后逐渐被恐怖袭击手段绑架。
前面我们介绍了秘鲁的基本地貌,可以划分成中西两个地理单元。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南北向延伸,但水系都是垂直于海岸的东西向河流,把整个山区切割成一系列东西向小型谷地,各个谷地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沿海平原。这意味着农村游击队没有机动空间,没法扩大自己的胜利,搞社会建设,只有小规模的破坏性力量能通过西部平原运动。而西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基础是矿业出口,和农村经济相对割裂,没办法搞农村包围城市。结果光辉道路只能在山区进行小规模恐怖袭击,而且严重依赖城市作为组织节点,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的可能性。在全部武装斗争期间,古斯曼只召开过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这说明地理条件严重限制了这个中等国家的游击队活动。
1992年古斯曼是在秘鲁首都利马被捕的,其他光辉道路的领导干部也都集中在都在几个大城市,而他们的武装活动则主要都是在安第斯山区,动员吃土豆的山区农民。现代城市出身的青年可以理解山区农民的痛苦,利用矛盾组织起几千人的秘密武装,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保持高强度活动,但始终不能给这些农民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这种割裂性是光辉道路失败的核心原因。
1982年秘鲁结束军政府的长期执政结束,回归民选政府,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力度反而明显提高。这些极左翼领导人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更危险,会迷惑人民,所以要打破中间派的稳定统治。他们拼命袭击投票站,反对选举,到现在还能经常挖出几百人的尸体坑。而警察部队的镇压也很残酷,往往也会对光辉道路支持者进行类似的报复。
拉丁美洲因为农民问题引发的内战很多,也有类似的残酷行为。比如说哥伦比亚庄园主支持的极右翼民兵,跟小农的左翼民兵经常相互屠杀,但是双方的目标相当明确,尤其是左翼民兵不会屠杀其他小农村庄逼他们革命。秘鲁光辉道路制造的多次大屠杀,主要死难者也是小农,最多就是比贫农稍微好一点,而且光辉道路对老年人,妇女儿童也下手,这不仅在人道主义上说不过去,在社会斗争方面,也没法获得长期支持。在经历了十年对抗之后,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藤森在1990年当选总统,而且成功制造了经济复苏,1992年古斯曼就被捕。之后秘鲁虽然还有持续的青年革命者搞袭击,但始终没有达到光辉道路80年代的水平。以后世界经济再次出现衰退,许多边缘国家可能还会出现类似的反抗运动,秘鲁这些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经验教训值得他们借鉴。
好,感谢各位收看,333期节目到此结束。最近国内有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新闻,比如说关于奥特曼电视剧的争论,比如说围绕停电和限电产生的经济政策讨论,这些新闻我们没有忽视,但是因为最近连续休假,我们可能要推迟几天再分析这些问题。国庆期间,睡前消息节目继续保持更新,我们周五、十月1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