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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4月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416期睡前消息，今天又是在办公室隔离的一天，所以还是手机录节目。

最近疫情影响了好几个省市，很多人困在家里不能工作，其他地区的经济也不景气，很多人连付房租和吃饭都有困难。看着美国、香港、澳门都给普通公民发钱对抗经济萧条，中国互联网上再次有人提出了“全民发钱”计划，支持和反对的两方面，展开了激烈辩论。尤其是最近，因为有人重新讨论去年的一句话“所有人发钱等于所有人都没发”，辩论烈度明显上升，今天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现在很多人因为疫情暂时不能出门工作，也等于丧失了劳动能力，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缓解居民的生活压力，是应该的。但是，物质帮助并不只有发钱一种方式。

普通人在情感上支持“按人发钱”，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疫情，而是认为“按人发钱”能缩小贫富差距。我认为，全国按照身份证号码发现金，肯定可以缩小底层和中下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因为底层和中下层的财富，有很大比例是无法投资的现金。但从长期来看，“按人发钱”还真不一定缩小社会整体贫富差距。因为中层以上的人口，主要的财富并不是现金，而是资产，甚至是带着负债的资产。

最极端的例子，曾经的中国首富许家印，如果只从现金角度评价，他的资产是负的，就算在这一轮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前，他账上的现金肯定也不足以支付所有债务。但是，大家都相信许家印手里的项目和土地值钱，而且会涨价，所以承认他是中国首富，愿意借给他钱。

如果全社会普遍出现通货膨胀，许家印的资产会增值，而债务会相对贬值。他和普通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反而会扩大。除了许家印，中上阶层也不会存太多现金，也会把大多数财富放在股权和房产上，买国债这种固定利率资产的不算多。而且他们很有可能像许家印那样背着银行贷款，数量不一定比净资产少。普遍发钱对中上阶层来说，也有资产增殖，债务减少的好处。

普遍发现金肯定会导致物价上涨。而且发现金表达的政府金融倾向非常明显，因此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效果，可能比实际增加的现金超出几倍。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发育了几十年，早就过了用现金衡量财富的年代。越是富裕的人，现金占财富的比例越少，所以我说普遍发钱不一定能缩小贫富差距。

当然，就算不缩小贫富差距，不一定意味着发钱是个坏方案。最近几十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可以是经济指导原则。对于大国来说，一个政策好不好，最关键的还是看能不能鼓励生产，至少不要影响生产。

第407期节目，上海疫情还没爆发，我评价过一次“全民发钱”方案。

当时我说，人人发钱，不如发购物券，凭个人身份证，可以到指定地点兑换质量一般的基本民生物资，比如说米面、罐头、保暖外套。你用得上就去兑换，要是平时用惯了好东西，觉得吃不习惯，穿着不漂亮，就把购物券撕了，给国家做贡献。票证和身份证号码挂钩，而且到期作废，就算有人囤积炒作票证，也没法冲击金融市场，影响企业预期。

那一期节目很多人质疑购物券方案的可行性，我理解他们的立场，因为中层社会很介意购物券不是现金。富裕阶层无所谓你发钱还是发券，反正数量太少不影响生活。底层社会觉得发购物券就是发钱，因为本来就要买粮食，保暖外套这些基本生活用品，节约下来的钱可以用到其他方面。只有中间阶层，既没有富到可以忽略几百上千块的购物券，同时又看不上购物券能换来的低档商品。他们如果真拿到了购物券，会觉得有一定价值，又因为缓解不了房贷压力，养车成本，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中间阶层会反对购物券。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疫情期间，购物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上海这样的封控地区已经全面停工了，在房贷、房租和吃饭压力下，的确不只是底层生活有压力，很多自由职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也缺现金流。所以，我倒是支持政府给封控地区发一些现金，让每个人都能付房租，给送菜的企业付款。

如果强行禁止收房租，或者直接提供免费饮食，反而会引发后续麻烦，比如说某些老年人可能没别的收入，靠房租生活，你禁止收房租还要去解决他的收入。还有的外卖员就等着送餐赚钱，直接免费送餐，反而浪费了这些外卖员的劳动力，也给他们的生活制造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钱不仅仅是受助家庭的生活物资，还是剩余经济生活的润滑剂，发钱的确比购物券更合适。

但是，发钱缓解生活压力，不等于全面送钱。如果真是月薪三五千的人，在上海租房子住，手里只有几百几千的存款，现在上不了班，收不到工资，拿点政府补助那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一个人在几万块一平米的小区买了房子，花几十万块买了车，扣除房贷之后净资产上百万，只是因为疫情收入下降，暂时还不起房贷，我觉得他没有白拿国家补助的资格。因为只要卖掉车，或者换一套小房子，或者是疫情结束之后几个月降低一点生活水平，他自己本来有能力筹集这些现金。现在他拿不出钱，原因只是困在家里，缺资产变现渠道而已。

所以，我认为，在发放现金救助的地区，救助可以分两种，一种是送给底层的现金礼包，上限是当地的最低工资；另一种是借给中产的一年期低息贷款，上限是当地的平均工资。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获得不同的政府救助。

疫情期间，鉴定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很麻烦，如果通过复杂的手续来发放补助，也不符合救急原则。所以，我建议，停工地区的社区，给每个当地居民发放一个求助验证码，然后在在支付宝和微信上开一个小程序，允许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现金礼包或者低息贷款。到小程序输入求助验证码就能拿到钱。但如果你申请了现金礼包，就必须回答几个问题，比如说家庭净资产，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通过之后才能拿到钱。

疫情期间，政府不审查你的实际情况，要现金礼包就给现金礼包，要低息贷款就给低息贷款。但是疫情结束之后，政府按照十比一的比例抽查，如果有人在前面的选项上说谎，以中等家庭的身份，申请了给低收入家庭的现金礼包；或者申请了无息贷款，不肯按期归还，那就要按照盗用防疫资金论处。公职人员直接开除，体制外的扣信用分，以后贷款，考研，乃至高消费都要受限制。这样应该可以保证绝大多数现金都发到真正需要现金的底层社会，避免中产阶级跟风占便宜，放大通货膨胀效果。

前面讨论的是局部停工地区的发钱方案，上海靠地方政府财政就能基本解决，吉林一个省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缓解问题。但现在社会上讨论的“按人发钱”，显然说的是要全国发钱，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是信用货币时代才能普遍讨论的经济计划。

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总量是有限的。到了信用货币时代，政府不需要开发金矿，也不需要找富裕阶层商量，自己就能创造货币，所以能为了扶贫和创造需求发钱，顺便也增加经济流动性。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喜欢说，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重要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意思是人类必须学会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印钱，才能在工业时代避免经济萧条，才能建设繁荣的工业社会。

这里不讨论凯恩斯学派和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差异，但既然在疫情打击了经济的时候，我们想使用凯恩斯主义方案，那就应该在没有封控的区域，优先使用最经典的凯恩斯政策，搞工程，搞建设，以工资的方式发钱，而不是直接把钱打进银行账户。这种事情我们国家已经搞了几十年，甚至可以说轻车熟路。只是那个时候说劳动者光荣，没人说“按人发钱”，而是说“以工代赈”。

所谓“以工代赈”，是顺应农业生产规律的经济工具。20世纪，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业，而且中国人口密集区分布在温带，以春种秋收为主，一旦误了农时，不仅之前的工作白干了，接下来几个月也很难补救。所以一旦有水旱灾害破坏了农田，政府往往不是简单地发放粮食和现金，而是在附近地区发动一项工程，把受灾地区所有壮年劳动力动员起来干活，赈灾物资发给他们当工资。

这项工程可能是对本地有利的农田水利，可能是国防工程，也可能是给临近的地区修路，修学校。但无论搞什么工程，都利用了当年剩下几个月的劳动力，一方面形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另一方面也保持了按劳分配的规律，避免对社会结构产生冲击。

反过来说，无差别发钱的试验，美国刚刚做过，国内也密集报道了不少负面效果。比如说影响就业积极性，引发通货膨胀预期，鼓励官员用发钱政策收买民意。环球时报专门翻译了特朗普经济顾问的观点：“美国给民众发钱，刺激的却是中国经济”。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540370075900751&wfr=spider&for=pc

我并不一定认同这些批判美国政策的说法，但总要参考一下美国的经验教训。而且美元现在是世界货币，普遍发钱可以输出通胀，人民币就没这么好用。按人均来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整体上也没有香港澳门这两个城市那么强。所以我还是建议，国家如果真的准备一笔资金发给普通人，最好是在少数停工地区发钱，在其他地方搞以工代赈，政府投资带动就业。1933年的罗斯福在美国也是这么干的。

本周有一条新闻，引发了激烈讨论。徐州人社局宣布，企业因政府采取停工停业等紧急措施导致经营困难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经与工会或职工协商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不超过30天。

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4_06_633493.shtml

很多人都说，工资可以迟发一个月，吃饭和房租问题不能等一个月。这个说法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徐州这条政策的定语，是“政府采取停工停业等紧急措施导致经营困难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企业。停工停业不是企业自己的错，如果你强迫它发工资，导致企业直接破产，失业问题还是摆在这里，还是把问题扔给了政府。所以我说，政府要刺激经济，就得主动发动项目，“以工代赈”。

历史课本讲过大萧条之后的美国，大多数中国人都记得2008年的中国，我们很熟悉凯恩斯主义，也知道投资拉动经济。但核心问题是到底投什么项目。

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会认为发钱增加流动性最重要，投什么并无所谓，实在不行雇一个人挖坑，雇另一个人填坑也行。但从实践来看，极端凯恩斯主义的代价就是坏账和通货膨胀，最终会导致政府丧失一切干预经济的能力。因为投资没有形成真实财富，只增加了货币供应，政府再想达到类似力度的刺激，就要发更多的钱，最终导致经济失控。所以，我们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投资项目选择。我认为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除了那些满足底限需求的生活用品之外，政府应该避免直接掌控消费品生产。因为消费品的特点是多样化、个性化，群众口味变化快。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府能超越企业，造出有竞争力的大众消费品。最常见的情况是政府追求单一生产指标，造了太多的消费品积压在仓库里，正好衬托了某种有创意的竞争商品的优点，一下子群众都去买新型商品，把政府造的消费品变成坏账。所以我不赞同政府直接造大众消费品，至少在当前的管理水平下还不行。

第二个标准，是政府不能反复在某类项目上投资，否则早晚会过剩。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最常见的拉动经济手段是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修路架桥，提高大多数地方的交通水平。

一开始，这类项目效果非常好，不仅促进就业，提高沿途经济，还能赚钱。但是到了2016年之后，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大于GDP。在逻辑上解释，就是在当地投资100块钱，其中七八十块钱都要拿到东部发达地区买物资，构成东部的GDP，才能把工程修完，当地只能提供一点简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说明，再投资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差了。

发展到现在，西部有的省份已经把这些路网看做负担，因为经济发展不起来，而地质条件恶劣维护费用高，路网反过来开始消灭现金流。很多西部的高速公路集团还能运转，纯粹是个财务游戏。

比如说，某省高速公司宣称现在有2000亿资产，负债率50%，今年再搞两段大修，增加一条连接线，资产增加了200亿，在保持负债率不变的前提下，我可以到东部的市场再去融资100亿。这听起来财务指标还算合理。但实际上的车流，尤其是货车的车流并没有增长，高速公路无论账面上增加多少资产，实际上对地方经济的效果还是负数。只是仗着省级政府的信用，还能用账面负债率从东部金融市场换钱。

在当前背景下，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除了给一些缺货运铁路的工业区补重载线路之外，不应该再重点砸交通基础设施。尤其要控制中西部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力度。

选择政府投资项目的第三类原则，是能充分拉动就业，给足够多的人，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人提供工作。让他们在赚钱的过程中，能融入新一轮产业循环。

按照这个标准，基础科研项目可以投入，但不应该指望科研项目能给疫情后的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热度。因为科研项目，无论是建设还是运行，需要的都是少数专业人才，不能全面提高就业率。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督工你觉得这一轮经济刺激，应该重点投资哪个方向呢？

前面我说了三个条件：

避开消费品生产，所以政府不应该自己去造电动汽车；

避免连续投资同一个领域，所以中西部修路架桥的工程应该缓一缓。

避免就业范围太窄，所以高科技项目不能拿来刺激整个社会的经济。

这三个条件放到一起看，其实就是全世界共有的一个问题，就是缺投资方向。

整个社会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有产业升级的意愿，甚至也模模糊糊看到了未来城市的样子，能推测出下一代产业的基本结构，但是但受限于社会、文化和发展惯性，政府和企业都找不到投资的赢利点，所以不愿意冒着巨大坏账的风向搞投资。

比如说中国农业肯定需要大规模投资，才能建立高效率现代农业，才能让中国从主粮自给上升到副食品自给自足且有市场竞争力。但是在当前的农业人口结构和土地制度下，企业唯恐自己形成的资产被新政策拿走，不愿意在农业上大规模投入。这不是个经济或者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就是先去解决阻碍投资的社会问题，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投资。

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肯定不是基于现有社会，消灭内部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只要中国能达成社会共识，证明发展到下一个社会阶段之后，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经济增量，各阶层和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对抗就不至于阻碍社会发展，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淘汰现有生活状态的方式，解决当前矛盾。比如说之前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植被保护问题，不是通过限制农民烧柴解决的，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在农村推广烧煤的炉子，烧天然气的灶台解决的。

但是，证明社会发展方向对大多数人有好处，达成社会共识，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社会学缺乏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不能用实验证明一个新理论成立，也很难拿出有说服力的预测性公式。所以，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社会矛盾上，希望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缓解正在发生的问题。当所有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源都拿来缓解现有矛盾之后，社会发展就停滞了，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低水平福利陷阱。

为了避免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必须在社会学方面，塑造一些重大的共识，证明解除一些政策束缚，放开新的投资领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之后才谈得上用投资来重新进入高速增长期。所以，我对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建议就是国家掏钱做实验，做社会学实验。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必须尊重社会科学，而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尊重实验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地方自愿申请，中央财政补贴，雇佣大量志愿者参与的方式，设置几十个特区，针对所有影响投资的社会争议问题，做一系列激进或者保守的政策测试。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社会试验的结果，用实验结果来构造社会共识。 比如说，本来预计今年推出的房产税，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各地还要依赖土地财政，被财政部公开宣布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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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各地的情况看，一线城市还在实行比较严格的限购政策，而三线城市已经逐渐放开限购，准备鼓励购买了。在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之间，我们可以找一个房价彻底放开后，房价还偏上涨的城市，建立一个房产税特区，全面征收房产税。看看到底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用的冲击。

前面说国家投资的原则是“以工代赈”，因为疫情待业的青壮年，就可以由国家雇起来，到这些城市调查房价，给税务局做外包业务，同时也派到各个小区，各个房地产公司，观察房产税会怎样改变个人和企业的决策，最终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过去的节目，我说房产税不影响房租，但是可以降低土地交易成本，加快城市开发进度；而政府希望房地产税能消除房价的投机成分，建立稳定的财政基础，这都是需要长期测试才能证明或者否定的结论，不实测一下，谁也不放心。所以应该搞个特区。

又比如说，劳动法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发社会巨大争议，我们可以选择两个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城市，各自选择一个人口稀少的新开发区，设置两个平行实验单位，一个实验单位100%严格落实劳动法，别说你强迫加班，就是自愿增加劳动强度都不行。单位门卫要是在门岗值班24小时，哪怕大多数时间都是睡觉，也必须按照加班16小时计算工资。你想提高职场竞争力，把工作偷偷带到家里自己做，第二天交给上级，算是自己超额劳动，工会纠察队就堵着家门口，直接开除你的劳动资格。另一个平行实验单位完全放弃法律管制，由市场博弈产生劳资规则，4小时工作制还是12小时工作制，完全看你个人和企业达成的协议。

在这两个区域内，已经就地工作，而且不愿意参加实验的居民和企业，由中央财政补贴，把工作地点挪到外面，然后把外来的志愿者都派到这两个区域，加强到人社局，观察新政策的不同效果。应该也能让中国人知道不同政策的后果。

至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说医保是优先保大病，还是常见病，是否应该搞医疗市场化。是否可以在一个城市完全禁止燃油车。能不能取消公务员和教师的编制，都可以依据自愿参与，国家补贴，财政托底的大原则，设置一系列的实验区。无论试验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可以给将来的政策做参考，给未来的投资画一条明确的边界。

雇人去组织实验区，给实验区可能存在的风险托底肯定花不少钱，但首先可以提供就业，其次和创造的潜在投资机会相比，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民国的时候，乡村建设派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县和其他地方搞的实验区，没有一个产生经济效益的，都是靠中央政府或者军阀政权提供补贴才能运行，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会争议不比当时少，政府的财政能力比当时强，应该拿出比民国政府更大的气魄，搞点实验，确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然，社会学实验肯定不好搞，甚至设计实验本身就会扭曲实验结果，这也是过去社会学实验少的原因。比如说，搞两个实验区，如果强制本地居民加入实验，肯定不公平。但如果从全国征集实验者，会导致每个实验区里都是对实验政策比较认同的人。又比如说搞经济政策测试，中央财政如果放任实验区自由发展，很可能出现经济崩盘的危险；但如果国家承诺，实验区无论做出什么结果，都有中央财政托底，主持实验区的干部反而可能会更偏向于有高风险的方案，反正成功了是自己的政绩，失败了也不是错误，还有国家托底。这肯定也会影响社会学实验的客观性。

所以，实验区的选择，对比政策的设置，都应该是民意和社会学界共同制订的。可以先全国海选方案，看看需要在哪些方面塑造社会共识，然后再把基层干部和社会科学研究团队请到一起，严肃讨论实验方案，确定实验区在地理和经济上的边界，尤其要确定主要观测的指标，在一开始就考虑好怎样解读实验数据。

最终，很多社会学问题可能设计不出完美的对比实验，但就算只是测试一下某些政策的成本，这些实验结果也很有意义。比如说，农村到底是分散居住好，还是集中居住好，集中居住需要多少拆迁和房屋建设成本，分散居住需要在基建和生态方面付出多少代价，最终能节约多少农业用地，会制造多少社会矛盾，这都是需要在南北方实测才能做出来的模型。选一两个县做起来，就算成本都由中央财政来出，也不是大问题。有了这些实测出来的数据，国家就可以认真考虑将来农村到底选择哪条发展路线。

另外，就算实验顺利进行，大多数实验也不一定能提供无可争辩的对比结果。更大的可能是新政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继续引发激烈的讨论。但这对人民来说也是很好的教育。因为现代社会，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多方面的利益，最可行的政策，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所有人都不满的政策，但也是大多数人立场和长远利益的合理平衡点。如果社会试验能让人民理解这一点，以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成本应该也可以降低一些。这就是伟大的进步。

回到最初的话题，本期节目是从“按人发钱”这件事说起的。在中国发钱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这也是一个需要实测的方案。而且应该和其他的财政刺激政策相对比。我觉得，大家之所以支持每人发钱，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其他财政刺激政策，最终还是让资金流向房地产。

4月6日，国务院会议宣布，当前一些市场主体受到严重冲击……要适时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一般认为，这就是国家要增发货币刺激经济了。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2-04-06/doc-imcwipii2749210.shtml

而在国务院开会的前一天，兰州市宣布，加强“强省会”战略，其中一项方案是再次推进货币化征拆安置。新的征拆安置项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鼓励被征拆群众选择货币化安置。今年以来，已经有兰州和郑州两个省会宣布，拆迁重新转向货币化安置方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240410469291837&wfr=spider&for=pc

以我过去十几年的生活经验，这显然是新增货币推动房价上涨的标志。地方政府掏钱给拆迁户，肯定是想从土地财政收回更多的钱。我相信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觉得与其把钱撒给房地产，救恒大集团这样的企业，还不如直接把钱给普通人。

但是，就像前面讨论说的，普遍发钱，也会推动通货膨胀，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不一定是最优方案。中国还是应该想办法积极创造就业，以工代赈。同时想办法这些新投资能创造中国今后几十年都能用得上的资产。所以我建议，国家拿钱出来，雇佣失业劳动力，在全国开展大型社会试验，塑造社会共识。这虽然不产生实体产品，但制造的改革共识，必定是中国当前最稀缺的资产，也是资本在各个领域放心投资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除了以唯物主义做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机构有资格组织类似的实验。所以，我建议政府在找不到合适领域刺激经济的时候，考虑在全国建几十个特区，和人民一起尝试新的社会形态。

之前的304节目，我解读共产党宣言，当时我说，今天中国互联网上说起共产主义 最常见的关键词是讲“分配”，这也是“按人发钱”政策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但是共产党宣言其实只有一处提到“分配”。核心内容是谈“占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意思是无产阶级应该理解社会投资的逻辑，主导投资方向，然后才能淘汰资本主义。这就要求人民懂科学，利用科学规律去设计未来。而科学的基础是做实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中国能充分发挥唯物主义思想的长处，做一批前人没做过的社会实验，积累能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无形资产。

好，感谢大家收看，416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