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19年10月22日,欢迎收看第32期睡前消息,静静介绍新闻。
10月10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表示,将投资100亿元,在成都建设总部大楼。选址已经确定,就是原来四川省预留的省委、省政府办公基地。为什么一个企业可以和省委抢地方呢?
首先,新希望集团是成都市乃至四川省重要的税收来源,营业收入是全省第一,政府让他三分也可以理解。但最核心的原因,可能是省委省政府故意改变办公地点,引导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投资。
四川是一个西部省份,自从汶川地震以来,超过一半的财政支出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省内产业对政府及国有金融机构的依赖远大于东部发达地区。
最近几年,成都压倒了省内其他素有城市,把所有金融资源都吸收到省会,所以省政府和市政府搬到哪里,就会有一大批产业和资金跟着来。这次省政府让出的办公用地,在省市共建的天府新区,自从省政府宣称要搬家,土地楼板价已经从5000涨到1万三四了。
四川的官员不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2008年,成都市政府就以抗震救灾的名义,把预定的市政府办公区卖了十五亿,跑到金融中心南边的软件孵化园租了几栋旧办公楼,现在是国内极少数租房办公的市政府。让出去的土地现在是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地价与租金都是成都最高。
这次四川省政府把办公地转给新希望集团,似乎还打算再玩一次搬迁游戏。省委书记在新希望集团之后发言,说:“政府办公不需要太热闹的地方,四川将另选更偏远一点的地方,建设新的省政府办公基地”。话音刚落,成都现在“东进”政策的主要区域,龙泉驿和简阳就开始传言,说省政府要搬过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情高涨。
政府做一个搬迁的姿态,就能引导社会资金去建设城市,其他城市会不会学学成都市?
很难,狼来了的游戏大家都听过,能一直玩下去,成都也有自己的独特条件。
最基本的一点,大家虽然不知道省政府要搬到哪里,但都相信它一定要搬,因为省政府实在太小了。现在的省政府,就是当年的清朝四川总督府,十几亩地,就算盖了8层办公楼,也实在不够用。所以,省委被迫和省政府分开办公,在国内也很少见。现在四川8400万人,超过德国或者伊朗,这个办公规模肯定是不够用的。
另外,成都市的人口增量够大,城区本来也在自发扩展,所以省市两级政府不用折腾存量,就能引导资金和产业。2018年成都本科学历落户28万,其中一半是从北上广深回来的,这说明成都市的发展前景不错,跟着政府做生意的前景更不错。所以政府放一个搬家的构想,就有足够的人跟风,最后就算政府不搬家也不亏。
其他大多数省会,没有这么大的人口增量,腹地也不如成都大,如果也玩类似的游戏,玩一次可以,第二次估计就不灵了。成都政府眼下的信誉储备,估计还能至少再玩一次。
10月11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两级市场监管局发布联合调查结论,认定黔西县部分牛羊肉粉店的涨价是 “串通涨价”。处罚结果是两家带头的米粉店承诺降价,政府予以行政告诫。
10月13日,贵州省遵义市也出了类似的矛盾,习水县多家米粉店涨价,被当地市场监管局约谈,要求把价格降回去。商家涨价的理由是“猪肉价上涨带动了牛羊肉上涨”,市场监管局认为“理由不充分”。督工你怎么看这两个涨价事件?
我们先看一下涨价的事实。
贵州城镇居民的确习惯早饭吃一碗米粉。黔西县的牛肉粉,过去是小碗9块,大碗10块,加一份肉5块。这次涨价厚,小碗涨1块,大碗涨2块,单加肉从5块变7块。
习水县的涨幅差不多,羊肉粉从8块涨到10块。大碗夹肉的羊肉粉,从15变19。这个涨幅不算小,我能想象当地民间舆论肯定会纷纷议论。但在贵州,每天早晨都能吃得起十几块羊肉粉的阶层,也算中上层,要说有人会因为这次涨价就饿肚子,我也不信。
从处理结果看,黔西县很明确认定了米粉店违法,只是主动认错,所以降价就不处罚了。习水县没有明确说米粉店违法,只是说他们涨价理由不充分,为什么会有区别?
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串通的嫌疑。黔西县这次涨价,首先是两个店主在微信群里面发了涨价提议,其他店主大致赞同,所以出现了普遍涨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黔西县两家店铺被处置的关键原因。
习水县的涨价虽然也是几家同时涨价,但是并没有串通,至少没有找到没有串通的证据,所以市场监督局虽然要求恢复价格,但是只能约谈,不能用处罚来威慑。
督工,你怎么评价地方政府的两个处理结果?
习水县的处理肯定是有问题的。找不到别人违法的证据,就不能随便干预市场。现在肉类食品价格上涨是事实,平均工资也在上涨。如果不许羊肉粉涨价,政府就应该补贴米粉店。只凭一张嘴让人家恢复价格,我看不到合理性。
黔西县的处罚是有依据的,而且不止有法条上的依据,还有很多可参照的案例。
2006年到2007年,方便面中国分会开了三次会,协调康师傅、统一、华龙等大企业一起涨价。当时的粮食和肉类也在涨价,如果企业自己涨价,属于合理行为,但行业协会不能组织涨价。所以国家发改委立刻要求恢复价格,而且要求方便面中国分会公开向社会道歉,消除不良影响。
具体到米粉行业,2010年,南宁市鲜一阁食品厂组织南宁、柳州两地的米粉厂统一涨价。在涨价之前,鲜一阁还组织了米粉厂会议,通过承包、联营、入股、分红等方式,建立了33家企业的价格联盟,所以也被当地处罚。
从这两个例子看,黔西县的处理算是合理。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黔西县的处理方法还是值得讨论一下。
因为米粉行业的进入门槛非常低,如果经营成本不变,凭空集体涨价,结果必然是自己倒闭,给新的米粉店创造机会,让价格回到原来的位置。贵州本省就有这样的例子。2011年,一个80后看不惯周围的早餐店一起涨价,宣布要开一个平价早餐店,价格比同行低30%,一度成为网红店。
http://news.cntv.cn/20110703/103883.shtml
但结果并不美好,不到一年,小伙子自己就把店关了,理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每一碗面涨价一块钱也不赚钱。人民网还因此发了评论。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16/c70731-18756289.html
所以,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我建议政府还是不要急着搞价格管制。毕竟开一家米粉店很容易。这么充分竞争的市场,政府只要保护新店主的利益,不许原来的行业协会搞暴力威胁,就足以让价格保持在合理的位置上。最近贵州的牛羊肉价格涨了接近50%,强行锁定价格,既浪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浪费了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最后可能可能大家都没有米粉吃。
前面两个政府处罚的案例,一个是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利用了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寡头地位,一个是米粉厂组织了卡特尔价格联盟,所以必须干预。对于米粉店这种小生意,几家店不太可能操纵市场,更何况早饭不一定要吃米粉,还有其他食品提供竞争。政府最好先看看市场的自发反应。
我之所以这么提醒毕节市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前科的地区。2017年,毕节市区一家面馆涨价,每碗涨价一元,导致顾客抗议。区政府组织公安局、信访局、市场监督局到现场联合办公,结论居然是让老板公开道歉,价格恢复原样。现在这个新闻还挂在七星关区政府的网页上。
http://www.qxggs.gov.cn/ct/166005.htm
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省事,为了维稳,公开违法。至于到底谁利益受损,到底普通人有没有有得到好处,他们不关心。政府网页上第一句话就给出了最核心的理由是“微信圈大量转发”。这才是地方官员的逻辑。只要舆论暂时平静下来,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
这一轮涨价,贵州省的地方干部还是同样的做法。习水县的领导虽然找不到米粉店串通的证据,最后还是要求降价。有媒体去当地采访,记录了当地干部的一句典型发言:
【跟踪】贵州习水羊肉粉也涨价商户被约谈,市监局局长:涨价理由不充分|界面新闻 · 中国
“成本高的话,可以在分量和用料上适当控制,但价格要维持“
政府能接受减少分量,也不允许涨价,这是把自己和当地群众都当成了朝三暮四的猴子。按这样的逻辑去管理社会,很难想象能有什么长远规划。
新闻内容到此结束。下面是和读者的互动时间。首先我给读者道个歉。上个周日的31期,马前卒施工队第一次在周末正式更新。包括蛋卷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紧张,所以内容有很多偏差。
比如说,提到西五台山的时候,图文脱节,把甘肃的文殊山和宁夏贺兰山里面的西五台混淆了。
后面我提到菩萨的名字,“文殊师利”,本来是梵文(Manjusri)的音译,是一个完整的词,我外语比较差,断句位置没搞清楚,这是低级错误。
其他的内容,也有一些表述不清晰的地方,引发读者的误解,这里一并道歉,下个周日我们争取做得更好。
另外,31期的最后部分,我推荐了去年谈中美贸易战的视频,给那个2小时的视频带来了几万新播放量。和以往一样,新增的评论依旧是两极分化,大多数自称农民出身的的观众,都支持消灭农民。大多数支持小农经济的意见,理由都是希望农民充当经济危机的缓冲垫,给中国口粮问题提供底线保障。
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做评价,但我记得几十年前的一句口号:“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有人认为国家需要小农经济,但自己不肯下乡,这似乎说明国家利益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分裂。
【观天下讲坛第19期】 马前卒 中美贸易战:为什么是大豆_哔哩哔哩_bilibili
所以,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逻辑,而是立场,我们必须说明白谁代表国家利益,搞清楚农民愿不愿意给别人当缓冲气囊,才能进一步谈论类似的问题。如果有人真的希望回乡务农,10月8日,第26期第二个话题就是农场经营问题,欢迎大家就下乡务农的细节进一步讨论。
还是第26期睡前消息,我们在第一个话题中引用了王选院士的发言。
不止一个观众在弹幕和回复中提到五笔打字法,督工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王选院士的工作重点吗?
说到王选,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史。
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也是最早有活字印刷的国家。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整体上技术落后,也因为汉字天生就比字母文字需要更多的活字,一直到19世纪,清朝末年,中国的主流印刷模式还是在木刻雕版,和唐宋时代没有根本差别。
所以,近代中国政权,无论是清朝还是洪秀全,从西方引进技术,第一是枪炮,第二就是印刷技术,西方传教士也积极引进印刷机,在一个雕版印刷的国家占领宣传高地。
第一波引进的技术是石印,新型雕版印刷,在石板上用脂肪性墨水写字画图,然后涂酸性的液体,把没有墨水的地方腐蚀一遍。腐蚀过的地方不沾油墨,石板就可以直接拿来印刷。
到了清朝末年,金属越来越便宜,合金技术越来越强,字型复杂的繁体汉字也能铸造到小块金属上,铅印技术开始取代石印。一直到1980年,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铅印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技术。
铅印首先要排版,把一个个铅活字挑出来,在排版框里面紧密排列,反复校对形成铅字底版。负责排版的工人,需要有良好的体力,能拿住几十斤的活字;要文化水平比较高,认识2000个常用字和4000个冷门字;还需要记忆力好,知道这些活字的固定摆放地点,一伸手就能把字拿过来。在中国管了几十年经济的陈云副主席,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我在网上找到了40年代纽约时报的印刷流程,在一代人之前,中国的印刷厂也是这个样子。
小规模印刷的话,铅字构成的版面就可以直接涂油墨去印了。但为了避免磨损铅字,排出来的版面一般不会直接印刷,而是压在塑性很强的特种纸板上,做成纸型,这个纸型,就是大多数书籍的信息存储方式。
需要印刷的时候,用纸型做模具,把融化的铅浇筑在上面,形成最终印刷的铅版,刷上油墨就可以把纸变成书。
这个流程,从写稿到排版,再到纸型制版,大多数流程都需要手工操作,所以图书的制作周期非常长。70年代,特急印刷的小册子,需要十几天才能上市,几百页的书,大多数出版社的出版周期在1年左右。这个效率用来搞科普,写小说还可以,对于一线科技交流来说太慢了,所以急需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印刷,一个是排版。
印刷方面,铅印机是凸版印刷,需要在纸面上压一下,才能把油墨涂上去,每秒能印一张就很不错,极限印刷速度是每小时4000张左右。所以20世纪的大趋势是胶印机平版印刷,每小时至少1万张。
胶印机的原理,有点像前面说的石印,在透明胶片上打出黑色字,在金属板上涂感光材料,再把胶片贴到金属板上曝光。有字的部分,感光材料变性了,可以洗掉,没字的部分,感光材料可以被显影液定住,形成印刷版。印刷版沾上油墨,把油墨刷到胶皮布上,胶皮布紧贴着纸,印出书页。
这个流程说起来复杂,但除了制版,后面的部分都可以自动化。70年代初,最需要效率的军队开始推广胶印技术,率先在东北军区的沈阳7212厂成功,然后推广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到这个时候,从印刷方面来说,图书出版已经可以做到以天为单位了,但是制版方面还不行。
胶版印刷,最重要的底版是胶片。制版的时候,要把各种字的模型排列出来,用复杂的投影方式,投到感光胶片上,用照相的方式制作底版。汉字比字母文字复杂,所以非常容易出错。而这张胶片底版,本质上还是一块雕版,不能像铅字那样随便替换,所以制版的效率低,成本高。很多单位甚至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技术,把铅版转成胶版,再用胶印机印刷。
70年代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业的普及,下一个目标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再以年为单位翻印别人的旧书,至少要以月为单位,推广最新的科技信息。到这个时候,排版技术就是限制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最大短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科研的瓶颈。
王选是怎么消灭这个瓶颈的呢?
这个需要谈谈现代排版技术的发展。1965年,德国开发出了计算机照排技术。过去需要把具体的字型摆在光学仪器上制版,现在直接用数字信号代表字母,计算机自己就能发射电子束,在胶片上打印文字,和我们打字差不太多。到了1970年,美国报界已经全部采用电子排版。
1975年,英国计划再更新一代技术,用激光代替电子射线 ,搞数字激光照排机。同时西方企业也在研究汉字印刷术,准备占领东亚市场。
在这之前几个月,1974年8月,中国为了解决出版业的效率问题,启动了748工程, 全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其中第三个项目,就是汉字排版系统。
西方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很简单,因为字母的数量少,每个字母就算安排10种版本的字型,数据量也很小。但汉字的一二级字库加起来差不多7000,常用字体十多种,再加上不同大小的字号,需要上百G原始数据才能保证日常印刷。70年代的中国不会制造磁盘,2个磁鼓才能存一兆的数据,所以大多数科研人员反对搞数字化排版,建议还是先搞机械排版,在光学仪器前面摆字模。
王选1975年加入748工程,他也觉得汉字的数据量太大,但他认为,可以对汉字的字符、偏旁部首进行矢量描述,然后用排列组合形成汉字,实现数据压缩。这个构想比西方早了十年。
1975年11月的报告会,王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同行觉得他吹牛,但电子工业部的计算机管理局局长郭平欣支持他。通过计算机工业局协调,新华社拿出140万设备投资,王选负责组织研究团队,潍坊计算机厂负责组装,坚持要搞国产激光照排。1981年7月,王选拿出第一台样机,华光I型;1983年拿出华光II型。
王选院士说自己的成果都在当选院士之前,1983年到他当选院士(学部委员)还有8年,这期间他在做什么?
从原理上说,汉字电子化排版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华光II型还缺乏量产检验,没有足够的生产数据反馈,细节问题很多,报社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是计划经济时代,报社不喜欢用,也得支持国产货,也要把自己的生产数据拿给王选。但1984年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各单位首先看重自己的生产效率,所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采购外国设备,准备踢开这个烦人的王选,一步实现电子化排版。很多同行等着看王选的笑话,说1984年秋天的印刷工业展,就是748工程的末日。
1984年底,美国IPX公司到新华社介绍产品,新华社的人积极学美国软件,劝王选项目组放弃,说 “人家都有现成产品了,你们还搞什么”。1985年,人民日报给美国HTS公司430万美元买设备,一分也不给王选。到了1985年底,新华社说亚运会快到了,我要建新闻大厦、缺钱缺人,也不能再补贴这个没希望的国产项目,彻底撤出了748工程。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小部分干部知道造比买好,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点权力,命令国务院直属的经济日报用王选的设备。当然经济日报也很讨厌bug,给王选下了最后通牒,说再不解决华光三号的问题,我宁可重新用铅字印刷。王选争分夺秒,在1987年夏天解决了大多数问题。10月份,党的十三大召开,经济日报拿到了新华社电讯稿,20分钟就通过计算机完成排版,其他报纸还在用铅字排版,最快也要三四个小时。王选终于在中国站住脚了。
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卖掉全部铅字印刷设备,彻底转向电子化。王选拿到经济日报的钱,把设备升级到华光4型,可以每秒处理710个汉字,全世界最强。过去一本书的排版需要1年,现在3天搞定。1989年底,国外照排系统全部退出中国市场。1991年,王选成为院士。
从宏观环境看,王选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受益者,国家用行政命令给他提供资金,提供使用经验,最后在高科技领域造出了国产成熟产品。支持王选的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计算机工业局局长郭平欣,还有1980年的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这个副主任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写信,要求他们不要急着买外国成套设备,还给王选批了20万美元去购买关键技术。大家可以猜猜这个人是谁。
不过,尽管得到了一小部分官员的支持,王选的个人努力也非常重要。他1954年到北大学数学,数学基础非常好,后来分专业,他选择了当时冷门的计算机专业,搞硬件;1961年他又转行到软件。在70年代是极少数兼有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基础的专家。60年代,因为收听英语节目,被指责说收听敌台,王选没有安排重要项目,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国际先进技术的跟进。所以,70年代,一旦国家需要,王选就能果断抓住机会,给国家一个惊喜。
回到字幕提出的问题,很多人经常混淆王选和发明五笔打字法的王永民。这两个人都在80年代初做出了重要贡献,都降低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系统的门槛,再加上都姓王,新一代人分不出他们俩也可以理解。
但从贡献大小来说,王永民的技术有相似的产品可以替代,王选领导了国内唯一做类似方向的团队。王永民只解决汉字本身的录入效率;王选还要解决汉字不同字体,不同字号的编码问题。王永民处理的汉字,是一个个孤立的符号;王选处理的汉字,是以多种形式组合的图文。王永民针对一个成熟的系统搞开发;王选需要从0开始研发整套硬件。所以,尽管王永民也算是中国计算机时代的重要人物,但和王选还是差了一个层次,不应该在贡献上并列。
好,感谢各位读者引出的额外话题,今天的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