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高中”废除入学考试,来自中国的压力还是太少》
简介: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放弃录取考试;香港走了一个澳洲法官,又上了一个英国人;大连研究生自杀事件重复悲剧。
推广: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刚当上苏联总书记,和平号空间站还没发射上天,美国总统里根亲自到场为一所中学剪彩,鼓励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为美国培养科技精英,从而创造了“全美最强中学”。2020年的今天,美国海陆军都表示遇到了“同等级”的对手,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决定废除“最强中学”的招生考试制度。
封面:最强中学 摇号录取
大家好,2010年10月16日,欢迎收看18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9月24日,美国媒体报道,被称为全美第一高中的托马斯杰斐逊科技中学将修改入学标准。引发了全国关注。在中国,如果哪一所中学被称为“第一高中”,调整入学标准一定也是全国性的大新闻,美国这次考试改革是怎么回事呢?
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简称TJ中学,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县),距离华盛顿几十公里,算是首都的郊区。
TJ中学成立于1985年,那一年戈尔巴乔夫刚刚当上总书记,苏联正在筹备和平号空间站,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还在天上飞。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着高烈度的科技竞赛和军备竞赛,需要大量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保持优势。所以,美国人决定建立一批精英高中,作为理工科大学的预备学校。
TJ中学建校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到场演讲,说TJ中学的诞生标志着美国重新追求卓越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克林顿和奥巴马也访问过 TJ高中,平均十年,美国总统就会来这所学校视察一次,待遇远远超过了很多知名大学。
美国有很多教育排行榜,TJ中学的排名基本上不会掉出前五名。2019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的榜单认为TJ中学是全美18000所公立高中的第一名。
这个冠军和政府重视有关系,也和招生模式有关系。TJ中学的学生和大多数美国普通公立高中不一样,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本学区的孩子如果考试不达标,一样不能入学。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有超过三千多人报名申请TJ中学,经过两轮考试,480人入学,录取率15%左右。
2004年,TJ高中曾经放松过一次招生考试标准,当时就有老师抱怨,说三分之一的学生入学后需要在数学、科学方面补课,远远不如之前的学生。现在入学考试彻底取消,摇号入学,很多舆论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影响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今年,TJ的招生政策受到了全面挑战。几个月之前,代表费尔法克斯郡 (Fairfax County)低收入地区的地方议员,提出了TJ中学的招生配额方案。弗吉尼亚州州参议员也提出法案,要求TJ中学在本郡的每个初中最多录取15个学生,最少也要录取5个人,另外还要专门分配一定比例的名额给低收入家庭。
9月15日,校董事会宣布了录取模式改革方案。
新方案取消了入学考试,学区内的初中生,只要初中核心课程GPA高于3.5,就能参加入学抽签。
在全国冠军高中搞摇号入学,为什么美国人能接受这种改革呢?
目前来看,最大的动力是削弱亚裔人口的教育优势。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粗糙一点说,上层社会白人比例高,黑人和拉丁裔人口往往处于下层,主流亚裔人口不上不下,以中产阶层居多、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TJ高中所在的学区内,黑人占10%,拉丁裔占25%,白人占45%左右,亚裔只占总人口的19%。但是,在入学名单中,亚裔占了三分之二,白人占30%,黑人拉丁裔加起来还不到4%。
2018年弗吉尼亚所有高中进行学术竞赛,TJ高中代表队夺冠。从合影照片看,除了老师之外,全代表队都是亚裔。
TJ高中的校董会由费尔法克斯郡政府任命。整个学区内,亚裔总人口不占优势,政治上也不如其他人种强势,所以挡不住黑人和拉丁裔提高入学比例的诉求,白人虽然不认为自己明显吃亏,但也不占便宜,所以算是恶意中立,排挤亚裔。
前面我提到2004年TJ高中有一次招生改革,当时改革的理由就是“避免过分关注单一考试成绩”,放宽入学名单的分数标准。但是改革以后,黑人和拉丁人口的入学名额并没有明显增加。最近几个月,美国黑人的反歧视运动席卷全国,政治上明显占上风,TJ高中不得不再次改革,最初推出了一个摇号方案。
按这份方案进行改革,真的能扩大少数族裔学生的名额吗吗?
也许会有一点调整,但注定不会太大。因为除了入学考试之外,TJ高中的学费也是重要的入学障碍。
TJ高中把学生分成四类,走读生每年学费3万美元;国际寄宿学生每年学费5.8万,其他学生介于两者之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即使抽签得到了入学机会,但如果成绩不足以拿奖学金,还是只能放弃。在不改变低收入家庭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执行这项政治正确的政策,结果只能削弱亚裔学生的考试优势,而有利于其他种族的中产家庭。
这样一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还是TJ高中本身,老师都忙着给入学的学生补课,很难实现培养技术精英的目标。看来美国还是缺乏冷战时期的危机感,也缺乏之前几十年融合全世界移民的自信心,宁可牺牲竞争力,也要先应付内部的矛盾。
说起美国的发展趋势,上周还有一个新闻值得关注。美国宣布明年要解散“非对称作战大队”。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2/c_1210837159.htm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提出了“非对称作战”概念,就是认为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军事力量。美国军队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打赢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消灭游击队,控制恐怖袭击,从赢得世界转入统治世界。2004年到2006年,美国还专门组建了非对称作战部队,一部分参加实战,一部分用来培训其他陆军,增强反游击战能力。
现在美国解散了“非对称作战大队”,原因和当年组建这支部队的理由正好相反,认为以后美国的敌人不再是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或游击队员,而是“同等级对手”。所以要回到冷战时代的军事配置,优先发展正规军。避免军队在维持治安的战斗中浪费精力。
7月份的时候,美国已经宣布要让第一批濒海战斗舰退役,这恰好是一批非对称作战的军舰,几乎没有海空作战能力,主要任务是在近海打击小艇,送小部队登陆。现在平均年龄不到10年,濒海战斗舰就要退役,说明美国海军和陆军的看法差不多,接下来不能在小型战斗上浪费时间,要准备迎接势均力敌的战斗。这个势均力敌的敌人只能是中国。
但是,从TJ高中的招生改革来看,美国社会并没有军队那种危机感。如果中国社会能比美国更善于应付内部矛盾,这次对抗拖的越久,中国的优势就会越大。
9月,香港的澳大利亚籍法官施觉民辞职,理由是对《国安法》不满。10月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再任命一名外籍法官,身份是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贺知义。为什么香港还要再找一个外国人来当法官呢?
从制度上说,新来的法官并不能算前一个外籍法官的继任者。
上个月辞职的施觉民,和这次被任命的贺知义,身份上都是香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终审法院是香港级别最高的法院,由首席法官管理。首席法官下面,是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主要的区别是全职和兼职。
《基本法》规定,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必须是在国外没有居留权的中国公民,但是对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的国籍没有限制。根据《香港终审法院条例》,常任法官人数不能低于3人,过去二十年,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法官人数始终是3人。非常任法官人数不得超过30个,一般情况下是15到20人。最近辞职一个,又增加一个,都算是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那香港到底有多少外籍法官呢?
外籍法官在香港各级法院中不占主导地位,但是越高等的法院,外籍法官的比例就越高。
从总的数据来看,低级裁判官只有2%是外国人。到了区域法院,外籍法官比例上升到10%。在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外籍法官占17%。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庭,有31%的法官是外国人。
从公开信息看,香港终审法院有3名常任法官,其中1人是外国籍。17个非常任法官,有13位是外籍。总的外籍比例达到70%。
香港特首为什么会聘请这么多的外籍法官?
这几天美国大法官出现空缺,需要特朗普这个行政首脑来提出候选人。但是香港体制下,终审法院的高级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并不由政府首脑选择,而是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提名。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有9名成员,成员包括3名司法系统之外的人。投票原则是绝对多数原则,9人中超过7人赞成就可以提名,然后是特首和立法会批准提名。之前的施觉民提前辞职可能加速了提名新法官的进度,但并不是林郑月娥又找了一个英国法官来代替澳大利亚法官。
虽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终审法院必须要有外籍法官,但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选择高比例的外籍法官已经是惯例了。香港回归后,终审法院超过90%的审讯有外国法官参与,所有判词都用英文书写。只有需要日后参考的判例,才会把判词翻译成中文。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为什么不从内地聘请法官呢?
不能从内地找法官是因为专业不对口。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侵占。1843年1月4日,英国枢密院在香港设立了专属法院,将普通法系全面引入香港。
普通法系也被称为判例法,海洋法系,不依赖成文的法典法条,重视以往的判例。内地总体上算是大陆法系,罗翔教授如果去香港,既不能当律师,也不能当法官。但是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种前英联邦国家,法律体系和语言和香港都一样,法官就可以去香港工作。
不从内地聘请法官是专业问题,但是香港本地的法官为什么也这么少?
因为英国人一直阻止华人进入司法领域。1840年英国侵占香港,直到1880年,香港司法机构才有了第一个华人官员,就是后来给李鸿章当顾问,给北洋政府和孙中山都当过外交部长的伍廷芳。
1945年,英国从日本手中拿回香港后,为了安抚香港本地权贵,推行过公务员本地化政策,行政机关还算部分做到了本土化。但司法系统有学术门槛,本地化进程一直停滞
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长期阻止香港开展高等司法教育。1969年,英国才允许香港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法学院,第一届学生只有四十人。从入学到毕业,再经过最低十年的执业时间门槛,这批人最早也要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资格担任法官。
八十年代,香港回归的日期已经确定,为了增加中国政府接收香港的难度,英国政府在这段时期不断引入外籍人员,甚至为了安置英国人新增不少岗位。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以后,港英政府不再公开司法机构人事数据,让人没法统计司法机构里有多少外国人,一般估计起码90%。《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不得降低司法系统公务员及法官的收入待遇。这些人只要当时拿到一个职位,现在还可以持续拿高薪。
香港已经回归了二十年,每年香港大学有三百多个法学毕业生,为什么还要继续从国外聘用法官呢?
香港本地律师数量稀缺,优秀的律师收入远高于法官,这些香港法律专家自己也不愿意进入司法机构。
2015年香港政府委托独立机构进行过调查,发现法官收入普遍低于工作经验相当的律师。越是高级法官,和相似资历律师的收入差距就越大。到了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个级别,和资历相当的大律师收入差距能有60%。
《香港终审法院条例》规定,高等级的法官获得委任后,退休或者辞职都不得再担任律师。大律师一场官司收费几十万,如果不是快退休了,经济上很难说服自己去当法官。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特区政府也只能邀请外籍专家来当法官。
如果香港长期有这么多外国人担任高级法官。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香港的法律体系是历史惯性,也是香港经济模式的一部分。现在香港的外籍法官制造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外籍法官的来源,有针对性的增加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解决司法系统的薪资问题。但是香港长期维持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吸引外资来支持金融业和商业,很多中资企业和文化机构目前也离不开香港这个出口。如果我们不希望香港的经济立刻停转,不希望中断日常法律服务,现有法律体系就不能搞急转弯。保留一部分外籍法官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接下来我说几个简讯。
9月25日,172期我提到上海逐渐放开户口政策,当时我说,这说明中国户口制度正在松动。10月13日,另一个直辖市的户口也松动了,天津民政局宣布,本地的救助站积累了193名找不到家庭的流浪人员,现在为他们落户。看来北京之外的户口正在快速贬值。以后各地的基本福利待遇会逐渐拉平,但是如果要享受额外的福利,比如说优质的学区,就要通过买房、交房产税或者其他税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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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有一位研究生自杀。之前第65期节目,我分析过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自杀问题。
当时我说,研究生并不是一种教育方式,因为学生不会要求有独创性成果。导师也并不是教师,因为导师没有教会学生的义务。导师和研究生之间,他们只是科研学徒工和资深科研人员的职业合作关系。
导师作为已经有成果的科研前辈,大多数情况下科研生产力远远大于研究生,类似于火枪出现之前重装武士和平民的差距。所以学术圈的社会结构也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军事贵族制度。这个制度也许不是最理想,但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科研效率,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制度。最多是给研究生增加退出机制。
这次的案例,再次证实了我上次的观点。从目前的资料看,导师并没有对研究生做特别的欺压,只是客观评价了他的工作,就导致了自杀事件。这说明,对于自杀者来说,“承认自己不适合搞科研”是个非常恐怖的事情,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职业道路选择。
在很多研究生和他们周围的社交圈子看来,研究生和本科教育、中学教育一样,是学历教育,是只要正常努力就应该有成果的事情。所以,研究生做不出成果,不是埋怨导师不尽力,就是埋怨自己不努力,唯独不考虑放弃科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很多只适合考试,不适合科研的研究生把自己堵在了死胡同里,轻则抑郁,重则自杀。
这个责任,一半和社会惯性相关,一半也的确是政府带动的结果。我们的公务员考试,的确把硕士和博士当作一种分层学历,而不是科研工作经历。在公务员队伍内部,读研究生,拿博士硕士也是常见的优先提拔条件。这导致全社会都把研究生当作一种身份证明,而不是科研履历。
我承认政府内部可能也有一些独创性研究岗位,需要招收科研人员。但绝大多数公务员的工作和科研完全是两回事,无法证明研究生履历的必要性。如果政府能主动降低一下学历标准,哪怕提高一点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难度,也可以修正一下社会对研究生的认识,降低一点研究生退出科研工作的门槛。
国庆前还有个新闻,中科院博士到成都公安局当辅警。这个辅警并不是我们一般看到那些上街巡逻的辅警,而是主持DNA实验室工作的技术负责人。只是因为生物高科技在整个警务工作中处于辅助地位,他的身上才挂了一个“辅”字。
我觉得这才是政府使用科研人才的正确模式,高薪聘用,专业对口,来去自由,不强求进入正式行政序列,不要求科研人员到了四五十岁纠结自己是不是处级待遇。如果各地政府都能用类似的方式对待研究生履历,以后为此自杀的研究生可能也会少一点。
好,感谢各位收看181期睡前消息,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