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19年12月20日,欢迎收看55期睡前消息。静静介绍新闻。
台湾省媒体12月2日报道了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去年9月14日自杀的台湾驻外官员苏启诚,死因是之前在日本的工作被网络言论辱骂,压力太大,自杀谢罪。这年头这么看重名誉的官员似乎不多了,苏启诚先生到底受到了什么压力?
这件事说起来和大陆还有关系,尤其和大陆网络舆论有关系。
2018年9月4日,台风“海燕”袭击日本,大阪关西机场出现暴雨和大风。关西机场是在大海里填出来的人工岛,当时一艘轮船失控,撞上了机场和大陆之间的跨海大桥,两幅行车道被撞断了一边,只能单侧通行。78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人工岛上,其中包括许多大陆和台湾游客。
为了避免混乱,日本政府接管了交通,除了政府车辆之外,一切车辆只许进不许出,虽然暂时加剧了恐慌,但保证了疏散通道。
然后,日本政府调来大量客车和高速船,一天内把所有滞留旅客都接出来了。这个速度不算太快,但在超级台风和事故背景下,也不算太差。
就在关西机场搞疏散的同时,国内媒体纷纷转载一个新闻,说中国驻大阪领事馆派15辆大巴开进了机场,把大陆的旅客接走了,有空位还允许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省居民上车。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RH6QMV00528BA7O.html
那几天的大陆网络特别流行一句话,"危难的时候,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把这次救援行动看作重大的撤侨行动,和战狼电影是一个水平。
但客观来说,网络言论夸大了事实。中国领事馆确实派了大巴车接人,但没有进入机场。中国人和其他滞留的旅客一样,首先要等待日本方面的救援。中国领事馆的客车开到泉佐野车站,把离开人工岛的中国旅客分流到新大阪与大阪车站,让他们能买票去其他机场。
当天的网络舆论非常混乱,很多媒体没有核实内容,把现场人员的微博和朋友圈内容当作事实发布,让网民以为只有中国人可以优先离开人工岛。这些大陆信息被转载到对岸,在台湾省引发了巨大争论。很多台湾人抱怨,说我们在日本设了5个代表处,派了高级官员常驻,政府天天吹嘘说日本人对台湾态度好,为什么最后台湾旅客只能靠大陆官员救助。结论是台湾驻日官员办事不力,该死。
在9月14日,台风刚刚结束,台北驻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诚自杀。
他自杀之后很久,两岸媒体才一点点澄清真相。台湾人逐渐发现,苏启诚的工作还做得不错,能引咎自杀,也算是有担当的干部。于是舆论风向转了180度,各方面纷纷指责大陆媒体散布假新闻,甚至指责大陆网民到台湾网站带节奏,匿名发帖辱骂台湾官员,逼死了苏启诚。台湾民进党也趁机骂大陆媒体,说缺乏公信力,必须加强对网络的管理,避免类似事件。
那,到底是谁在台湾的网站上放大假新闻,逼死驻外官员呢?
台湾省检察机关刚刚做出了调查结论,当时在网络上带节奏的团队,是民进党的网络宣传组织,主要责任人的名字是杨慧茹。
在去年台风事件后,经过两岸媒体的合力炒作,旅客滞留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炸弹,各方面都想把炸弹扔出去,能不能炸到对方无所谓,反正自己不能被炸到。
台湾驻日本的外事机构如果办事不力,最大责任人肯定是驻日本办事处代表,当时是民进党大佬谢长廷。谢长廷为了撇清责任,来不及搞清楚媒体是否造谣,就把媒体吹出来的责任扔出去了,挨砸的单位是离机场最近的大阪办事处。
谢长廷公开表示,“驻日代表处”与“大阪办事处”是“平行单位”,游客在大阪受困,他管不了。同时,民进党网络团队宣称,大阪办事处被一群国民党控制了,贪污腐败,而且不听谢长廷的命令,所以把事情办得一团糟。总之,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
大阪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苏启诚,在当时假新闻的浪潮中,他没有开口解释事实的机会。而且他又不是真的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并不积极保护他。很快就有消息说,台湾当局准备把他调回台北,听候处分。这意味着苏启诚的职业生涯要完蛋了,名声和现实生活都保不住。所以苏启诚决定自杀,起码能保住自己死后的名声。
当时骂苏启诚最厉害的的台湾账号,是“idcc”。所谓谢长廷管不到“大阪办事处”的说法就是从这个账号发起的。“idcc”骂大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党国余孽”、“烂到该死”。现在证实了,“idcc”就是杨慧茹。
杨慧茹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被认为代表民进党的网络势力?
不考虑政治问题,杨慧茹也是一个台湾知名的“网红”。她1978年出生,大学时期曾经欠了很多卡债,差点变成台湾版的“三和大神”。结果杨慧茹利用信用卡系统的漏洞,合法套走银行的几百万现金,成功翻身,非常励志。
当时台湾的中国信托银行推出了一个活动,使用信用卡购买“东森礼券”,预付1.9万新台币,就可买到2万礼券。如果一年内没有兑现礼券,就可以兑换2万元等值支票,或者换成2万元等值提货券,再加4000元购物折扣券,一共2.4万的商品。另外,中国信托银行的客户,只要每月预付800元会费,就可以享受刷卡优惠,再加上千分之二的电信回馈金。
这些优惠看着诱人,但扣除商家的利润,也不一定能让客户省下多少钱。只有把信用卡政策研究到极致的人,才能发现可靠的套利空间。经过反复对比,杨慧茹认为,至少有5%的套利空间。然后,她找亲戚朋友集资600万,存到中国信托银行,提高信用登记,预付了一年9600元的会费,开始网络刷卡。她把现金换成礼券,再把礼券卖给需要购物的人,同时积攒信用卡积分。这些积分换来的航空里程又可以继续拍卖。根据杨慧茹自己的说法,她通过循环操作,不仅摆脱了债务危机,还赚了100多万。
赚钱以后,杨慧茹没有选择闷声发大财,而是向外界炫耀,客观上也算是给台湾人民提供了薅资本主义羊毛的套路,从而被台湾网民送了一个 “卡神”的名字。
敏锐的观察力和网络号召力是很有用的,民进党高层很快看上了杨慧茹的价值。2008年台湾选举期间,杨慧茹是谢长廷的网络执行长,还和谢长廷合作出书。谢长廷有一个维新基金会,算是民进党的核心智库,一度号称影子政府,杨慧茹被谢长廷拉进基金会当董事。
最近舆论场反转,苏启诚自杀的事实被揭露以后。谢长廷完全否认自己和杨慧茹有关系,可惜网络上到处都是他俩的合影,很难彻底撇清。
但无论如何,谢长廷自己避开了所有的直接责任,杨慧茹也算是发挥了自己最后的价值。
现在距离苏启诚自杀已经有一年多,随着台湾大选临近。国民党终于发现了苏启诚的价值,韩国瑜公开呼吁蔡英文政府彻查此案,说如果自己能赢得大选,一定要查到底,给苏处长一个迟来的公道。从目前的台湾选举局势来看,韩国瑜是给不了这个公道了。
我们关注一下最近很热的话题,春蕾计划资助问题。12月17日,网友检查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现最近一批春蕾受助人包括男性。当天晚上7点,少年儿童基金会确认了事实,本批次资助1267名高中生,包括453个男生。
对于网友质疑的问题,少年儿童基金会连续给出了多种解释。首先说资助男生的原因是当地教师强烈要求,然后说我们之前就给男生拨过款,这件事有先例。最新的消息是,少年儿童基金会接受新京报专访,说我们的文案让大家产生了误解,项目本来就包括男生。督工你怎么看因此产生的网络争议?
我先忽略事件后期网民质疑的腐败和虚构资助人问题,那是检察院和公安局负责的事情。目前整个事件的焦点,是网民不满给女孩的钱给了男孩。要理解网民的不满,我们首先要说清楚什么是慈善组织。
个人的慈善活动很简单,比如说你每天上班,都能在路口看到一个老人鞋坏了,你不忍心,买了一双鞋给他,这就是慈善。一般来说,个人慈善活动的效率是很高的,因为你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准确判断对方的需求,也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接受帮助。
但是,大多数人每天忙着工作,没空去观察别人,不能保证自己找到比较可靠的捐助对象,所以需要别人帮忙,提高制造道德优越感的效率,起码要保证一个底线。
效率来自于分工,分工就需要组织,所以会出现慈善组织,替我们花钱,让企业交一笔钱可以买到名声,让个人交一点钱买到满足感。只要慈善组织按照约定花钱,它就可以留一部分做管理费。这是典型的商业行为。
既然是商业行为,就是出钱的人最大。慈善组织没有资格讨论要给哪个群体花钱,没有资格讨论该不该花这笔钱。因为它是代捐款人花钱的,指定喂猫的钱,就不能拿来养狗,甚至不能拿来给营养不良的儿童。你不按指定目标花钱,就是用别人的钱来满足工作人员的爱心,商业上定性,也许说贪污有点重,但肯定是挪用,必须自己用工资填上。只要春蕾计划的管理方不拿出还钱的计划,发什么声明都是错的,打一个标点符号也是错的。
春蕾计划的管理方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我站在商业角度说少年儿童基金会犯了错,但我并不喜欢商业化的慈善活动,因为它浪费社会资源,起码也可以说一句使用效率不高。
普通人对慈善活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日常生活,捐给邻居往往是靠谱的,但捐给社会群体,就很难说了。首先,人捐钱依赖于直觉,看起来越萌,越可怜的人,得到的资源就越多,比如说熊猫能拿到最多的保护捐款,热带雨林里面的昆虫就拿不到多少,但很可能虫子对生态的影响更大。
其次,人的直觉是受宣传影响的,宣传作品花钱越多,效果就越好,就能募集更多的捐款。所以,很多公益机构,花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钱用来宣传,剩下的钱再留一部分管理费,拿来做事的钱比例就很低了。特蕾莎修女靠个人形象拿了大笔捐款,但并不给病人买麻醉药,理由是上帝让你们承受痛苦。有买药的钱,她宁可拿给宗教机构修教堂,因为捐款人听不到病人的惨叫,看得到大教堂,修漂亮的教堂对慈善机构是有利的。
当然,这并不违反商业道德,因为捐款人的需求是花钱买满足感,慈善机构制作最好的宣传片,推销最萌的受助人,迎合捐款人的需求,制造最多的仪式感和满足感,这是物有所值。只是对社会意义不大而已。
政府办事的逻辑和慈善机构完全相反。首先,收钱不需要问具体每个人的意愿,赚钱就要给政府交税。在花钱方面,人民通过人大代表选举政府,日常花钱的权利就托付给政府了。当然人大会议每年要批准一次政府的预算,但预算里面有一部分可以机动的预备费,人大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临时修改预算。政府不需要承诺税收一定要花到某个方向,而是根据专业人员的判断,把钱花到最该花的地方。
这是慈善商业和政府工作模式的不同。在宏观角度说,我支持政府花钱的方式,社会资源不应该通过娱乐化的爱心来分配;但从具体事件来说,必须尊重商业道德,掏钱的人已经交过税了,剩下的钱怎么花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该给女孩的,一分钱也不能给男孩。
大家都知道,红十字会,希望工程,还有管理春蕾计划的少年儿童基金会,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在中国都是政府机构,至少也算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半事业单位。高级领导基本都是平调的公务员,普通工作人员进去首先要问有没有编制。
这样,问题的根源就找到了,少年儿童基金会收钱的时候按照商业规律收钱,把爱心和满足感卖给捐款人,但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公务员心态。认为不需要捐款人再次授权,自己就可以决定花钱的方向。
只要这些机构按照商业规律,到社会上募集捐款,和普通的公益组织竞争资金,只要政府不放弃直接管理,类似的矛盾就会反复出现。
督工你认为政府花钱的效率更高,又支持慈善组织按规则运行,今后我们该怎么做呢?
前面我提到,慈善组织不需要对全民负责,只要给捐款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爱心就可以。但是,既然政府把这些机构都管起来,他们就必然分享政府的信誉,借政府的名誉向全国超额募集捐款。
政府管理的慈善机构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局面。如果按照商业规律收钱花钱,就必须和商业机构一样卖萌吹牛,浪费社会资源,长期来看也会损害名誉;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则花钱,无论客观上对错,只要被抓住,就是拖着国家一起破坏商业道德,费力不讨好。
所以,正确思路是政府撤出慈善领域,政府做政府的事,慈善组织做商业的事情,各自分工。过去政府派了很多人去管理慈善组织,现在可以遣散一部分,剩下能用的人,一半分流到税务局,一半用来监管社会慈善机构,不许它们过度做广告,吸引太多社会资源。这样政府永远不会遇到现在这种麻烦,能说服人大代表就可以了。
可是,中国还有很多穷人,西部有很多孩子读不起书,他们应该向谁寻求帮助呢?
当然还是政府。如果正常人乐意工作,但还是不能吃饱穿暖,如果一个学生能考上公立学校,但读不起书,说明政府工作不到位,应该拿出税款去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是政府的本职工作,钱不够花就应该找人大代表开会,商量一下加税,而不是惦记着让社会捐款。正常的政府不应该指望捐款。
亲兄弟明算账,何况14亿人口之间并不是亲兄弟,那就更应该明算账,向企业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收钱,给穷人保证底线生活。我们的政府前面有“人民”做定语,国家前面有“社会主义”做定语,如果这种事还要指望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那这两个定语就没什么意义了。
当然,政府只需要保证普通劳动者吃饱穿暖,保证普通学生读公立学校,能上得起学,吃得上饭。如果有人乐意捐款提供额外的福利,政府不用阻止,但必须记住这不是政府的责任。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最近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大新闻。
第一条新闻算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12月16日起,正式启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过去中国人遇到伤害,损害赔偿和身份相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计算方法不一样,现在终于要有统一标准了。公民权利越来越平等,这是好事。
第二挑新闻,是12月16日的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主席的讲话,《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里面有一段话我必须让静静给大家读一遍:
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这段话并不是上周才出现的,但不是随便什么领导讲话都会被《求是》转载。几个月前的讲话,重新发一遍,就是给全国人民划重点。所以,接下来20年中国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定位,就是中心城市群承载更多的GDP和人口,其他地区负责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忽视领导的提醒。
第三个新闻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9》,里面提到了两个有意思的数据。
报告: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达到37.8岁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
首先,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37.8岁,现在应该是38岁多。我现在38岁多一点,恰好站在中国劳动力年龄的中点。。
其次,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和湖南,东北是年轻人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结合前一条新闻看,东北农村应该会最先变成机械化大农场。沈阳以北,有活力的城市,无论大中小,估计不会超过10个,其他都会慢慢变成功能单一的居民点。
好,5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