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119期睡前消息。今天继续请静静远程介绍新闻。

4月2日，王石向清华捐赠了两亿股万科股票，市价53亿，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教育公益捐赠。但没过几天，不断有万科老员工举报，认为捐出去的股票属于全体员工，王石这是逼其他人慷慨，给自己赚名声。督公，这批股份到底是不是王石的，他有权捐赠吗？

这次捐出去的2亿股，王石有理论上的处理权，但理论上的所有者，是很模糊的“全体员工”。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万科股份改革的历史。

万科在1984年成立，最早是国企深圳特发的下属公司，国有资产。这时候，王石只是科级干部，利用老婆王江的关系赚了一大笔钱，掌握了企业的资金链。1986年，深圳特区发布了国企股份化改造规定，王石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太低，股份化拿不到多少好处，决定走另类路线。

王石当时是一个科级干部，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越级找到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要一份特别优惠的万科股份化改革方案。1988年敲定方案的时候，政府把40%的股份都划给企业，国家只留60%，比王石最乐观的想象还优惠。

当时万科累计股票1325万股，股票发行价每股1元，40%是530万股、价值530万元。1991年万科上市以后，股价翻了十几倍，这些股票实际价值7000万，那一年深圳的最大项目投资1.2亿。

深圳市1991年十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布吉立交系统 - 百度学术

王石很聪明，知道吃的太多会消化不良，立刻宣布，这40%股份自己一分不拿，归员工集体所有，要成立一个职工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这也成了王石接下来几十年最大的道德资本。

随着万科对外融资、增发股票，这笔职工股的占比不断被稀释，但是价值不断增加。到这次王石捐款，职工股占总股份的1.8%，价值53亿人民币。

按说这笔股票既然是职工委员会管理，就应该没王石什么事，但2011年有件事改变了职工股的管理权。当时，这笔职工股已经价值10亿，王石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邮件，标题是《给2011一个礼物》，说要把这笔股份用到公益事业上。万科员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响应王石号召，成立万科企业股中心，专门负责管理和运营这笔股份。这个企业股中心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中心是独立法人的独立企业，连万科董事会都没有决策权。企业股份中心的章程规定，这笔职工股的资产和收益，都只能用于公益事业，盈利不分配，而且永远不得修改章程。

所以王石这次就是按照章程的字面意思，行使自己的权力，把员工股份捐了。

既然这笔股份归全体员工所有，而且只能用于公益，那王石代表万科员工捐给清华，看上去也算合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争议？

因为从职工股出现的第一天开始，这就是一笔糊涂账，甚至王石从来没说清楚 “全体员工”都包括谁。

王石在2011年发动投票确定自己的管理权，这时候的 “全体员工”显然是就是在职员工。但参与了1988年改制的老员工，觉得自己明显更符合“全体员工”的的定义，万科在人事管理上，也在用这个模糊概念安抚老员工。

有离职员工翻出来2002年和人事部签的备忘录，里面明确说，“依据乙方在甲方工作时间，甲方将考虑将企业资产分配给乙方，具体分配数额及操作办法，需待甲方的《企业股资产分配方案》出台后方可确定。”也就是说，离职员工也算“全体员工”的一部分。

但直到王石把股份捐出去了，万科也没出台过《企业股资产分配方案》，跟别提实际分配。1988年改制的时候，王石说不能马上分掉，要集中管理，有利于增值。32年过去了，股份增值了一千多倍，但不论是当年的员工，还是现在员工，都一无所有。

万科企业股中心成立以后，所有的投资和收益都不公开，王石也没有公开拿这笔钱做公益。退一万步讲，即便员工没有股份决策权，也起码享有知情权，王石有义务公开全部股份操作。但结果说明，在具体操作上“全体员工”就是代表大会，甚至是王石自己。所以舆论会反转。

王石因为手里的股份少，对万科的控制权一直受到挑战。那一开始改制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放弃这笔股份呢？

前面我说，这几十年王石一直在吹当年的改制，说自己因为放弃了40%的个人股份，所以没进富豪榜前百。王石说他本事不大，名和利只能选一头，选了名、放弃利。

这个段子流传了很多年，但这只是王石给自己脸上贴金。按照1988年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文件，企业虽然可以自主操作企业股，但分配给私人的股份不能超过10%，王石最多也就拿这些。但那个年代，社会对市场容忍度很低，连李书福回收显影液提取白银都要被判投机倒把罪，国有资产的处理只会更加敏感。王石如果敢堂而皇之的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就算老婆势力再大，也不一定能保住他。放弃个人持股，很可能就是王石和市政府协商内容的一部分。

而且王石一旦拿走10%，就要放弃对另外30%的支配，不利于控制万科。所以名义上，王石希望谁都没资格动这笔股份，实际上管理权归自己。这样随着万科引进越来越多的资本，王石可以裹挟全体员工的股份，在董事会掌握话语权。前几年宝能系试图靠股份收购控制万科的时候，王石就以这笔职工股为基础，引入杠杆资金增持股份，反击宝能系。

不管怎么说，这次王石捐股份都算慈善活动。是不是应该赞扬王石呢？

第88期睡前消息，我点评过辛有志的慈善活动。我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国还有辛有志这种超级小贩，但眼下必须称赞他的捐款行为，因为慈善一般只看行为，不谈动机。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用自己的钱做慈善，不是慷他人之慨。32年前王石为了掌握控制权，把股份交给集体。即便全体员工定义不明确，公益的名声也不该让王石自己赚了。按照王石这个逻辑，还可以成立个基金会，把集体财产捐给自己。

王石自称放弃利益换取名声，但自古以来名声就是能换钱的。王石一手利用集体股控制万科，每年拿走几千万工资和分红，另一手用自己的名声出书，代言汽车和手机，恐怕他自己都分不清这里面的名与利。

过去，王石用自己万科创始人的名声搞代言换钱，现在捐别人的股份换名声。不管怎么算，王石也只是全体万科员工的一个，只能分极小一部分员工股。但所有报道都在吹王石捐了53亿给清华。从这一点看，王石确实是中国最出色的地产商之一。

2016年，武汉大学和深圳市政府签约，宣布深圳市将引进武汉大学，建设深圳校区，但这之后新校区一直没什么动静。5月6日，深圳市教育局明确表示，按上级部门要求，新校区项目终止。督公，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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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拟与光明新区合作办学---深圳商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这个新校区项目，主要是被教育部给叫停的。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异地办学的政策不断收紧。武汉大学深圳校区项目的启动也是2016年，刚好赶上新政策，所以首先被叫停。

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下达文件，说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高校建设跨市跨省的新校区，尤其是带本科教学的新校区。2018年，教育部又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不许跨地市办本科学校。

而武汉大学深圳校区这个项目，主要招的就是本科生。在新校区规划里，2万全日制在校生包括1.2万本科生，严重违反新规。现在能拖了两年才宣布取消，这说明武汉大学和深圳市政府都已经尽力了。

这个项目取消后，对深圳影响大吗？

如果只是取消了一个武汉大学的校区，肯定没多大影响。但教育部文件针对的高校，不只是武汉大学一家，结果打压了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

2016年，深圳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多所重点高校签署了异地校区项目，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交大。现在这些项目大都没了下文，估计和武汉大学的深圳校区差不多。北大算是这些高校里面，新校区建设起点最高的，早在2001年就在深圳开办了研究生院和医院，现在连北大都没法建新校区，这说明管控非常严。

目前只有两所学校例外。一个是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另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准备在今年9月份开学，首批招生4000人，但这个项目是教育部在2015年底批准的，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目前只能招研究生，在本科招生得到教育部批准之前，只能算是个研究生院。

教育部对这些新校区项目踩刹车，结果就是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被暂停。按照深圳市在2016年的规划，到2025年深圳高校数量要翻一番到20所，在校生规模要扩大到25万。结果现在深圳只有13所普通高校，11万在校生。按现在的形势，深圳当年的高校发展规划估计要泡汤了。

上海交大深圳校区或落户南山西丽---深圳商报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http://www.sz.gov.cn/jyj/qt/gzdt/201610/t20161026_5015343.htm

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公报-深圳市统计局网站

百度安全验证

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今年将招收首批研究生-中新网

既然国家政策不支持异地办校，为什么深圳还在坚持引进高校呢？

因为深圳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深圳和广州分别是国内GDP第三和第四名，人口都是一千多万。广州的本专科在校生有115万，但深圳才9万，还不如东莞。

现在深圳已经是个技术密集型城市，经济想进一步发展，要靠产学研一体化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深圳需要很多高校与研究部门，能够配套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定向输送人才，攻克重点技术。

2018年，全国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共有1.44万家，其中深圳就占了5407家。由于大学太少，深圳的科技企业不论是找高校实验室合作，还是定向委培技术人才，都只能跑到外地，沟通很不方便。所以深圳要引进高校，就地配套。

反过来说，如果高校所在城市没有足够的产业发展空间，不仅高校的项目机会少，毕业生也只能往发达城市跑，这是明显的资源错配，只会造成浪费。更关键的是，高校的教育经费严重依赖于地方经济，好学校放到经济比较差的城市，教学质量也会下降。

第九期睡前消息，我们聊过东北大学跑到佛山开研究生院的新闻。当时就说过优质教育资源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资金。我国的高校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支持，过去靠中央拨款，现在主要靠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状况越好，给高校提供的经费就越多。

2019年，国家财政投入“双一流”建设的资金约为200亿元，直接带动地方的相关资金投入为300亿元，仅广东一省就占据了130亿元。内地的高校到沿海发达省份，既有更好的生源，也有更多的资金。

历史上也有典型的反例。大三线建设时期，清华北大分别在四川绵阳和陕西汉中建了分校。三线建设时代结束后，这两所分校的地位都有所下降。绵阳因为离成都比较近，还能和成都搞一些办学合作，所以西南科技大学维持了一本地位。但汉中附近没有经济强市，就算从西安交大和西工大抽调资源不断强化，陕西理工仍然是个二本。

在地方财政与办学质量划等号的现实下，不管深圳自己愿不愿意招揽高校，高校也要想办法往深圳跑。实在进不去深圳，旁边的珠海也可以。比如北京师范就在珠海开了分校，吉林大学、北京理工都开了珠海学院。

很多高校都在想办法蚂蚁搬家。先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开办研究生学院，然后升级成分校，最后在把分校变成主校。虽然这看起来很残酷，像是在落后地区的伤口上撒盐，但这至少避免了落后地区把优质高校也拖下水。

现在政府担心落后地区人才流失，以后经济发展难度更大，所以想尽办法让把人才留下。但落后地区的关键问题是找不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所以深圳就算没有高校，全国人才也愿意来。如果强行分配资源给地方，就能够有效发展经济，那独山县应该是全国模范县。

那现在全国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的错配有多严重？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马前卒施工队统计了2019年全国GDP排名前50名的城市所拥有的高校数量（不包括名校异地校区）。

第一梯队是北京、广州、武汉。北京不仅拥有全国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他们的普通高校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广州和武汉都拥有82所普通高校，并列第二。

第二梯队是重庆、上海、西安、郑州、成都、天津、合肥，这些都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在55到65所之间。

第三梯队是南京、济南、昆明、长沙、南昌、哈尔滨、沈阳、杭州和长春，这些城市同样也都是省会城市，拥有的高校数量在40到54所之间。

第四梯队是福州、南宁、大连、苏州和青岛，这些除了苏州，也基本都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当然苏州人也觉得自己就是省会），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在20-40所之间。

可以看到，西安、合肥、昆明、南昌、哈尔滨、沈阳、长春和南宁等城市的高校数量排名，比现在的GDP排名要高很多。这意味着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排名被挤到下面的梯队。

剩下二十几个城市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都不到20所，有些甚至是个位数。GDP排名全国第三的深圳，普通高校数量是全国第三十。GDP排名前二十的宁波、无锡、佛山、泉州、东莞全部都不到20所。

地方想要改善现状，除了自主创办新学校，就只能与名校合作办学，合作办学效率最高，所以这也是过去的主流。现在教育部一刀切禁止异地办学，但拦不住发达地区自主办校，用高薪从内地挖教师和科研人员。结果只能是新办学校短期内不成体系，内地高校人才流失、体系被破坏，总体的负面影响更大。

大学问题先谈到这儿，静静介绍下一条新闻。

4月27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原书记刘会英，出任德阳市委副书记、罗江区委书记，成为四川首位正厅级县委书记。督公，正厅级县委书记很罕见吗？

一般来说，县政府的一把手，也就是县委书记，行政级别应该是正处级。但偶尔也会有例外，出现高级官员担任低级职务的高配情况。新闻里的刘书记，以前就是正厅级干部，这次只是兼任了区委书记，所以刷新了四川省县级正职的级别。

高配的县委书记虽然不多，但也算不上特殊。举例来说，山东省连续两任团委书记都被外放到县政府，所以山东也出现了两次正厅级县委书记。同样在上个月，曾任山西省团委书记、山西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的黄巍，被调任到临汾市洪洞县，也成了正厅级县委书记。

现在省团委书记外放担任县委书记是常见情况。这是在保留正厅级的前提下，回到基层磨炼，和市团委书记外放乡镇一样。

现在我国有285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市辖区970个，县级市375个，普通县和自治县1450个。除了直辖市，每次出现正厅级县委书记基本都会上新闻。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正厅级县委书记还是很少见的。

那高配的县委书记，都是外放到基层的干部吗？

不全是。这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高配县委书记的产生背景。

首先，造成高配的直接原因，是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两个体系，而且层级差距较大。90年代初我国刚建立给公务员制度时，一共设置了15个级别，对应12个职务等次，县级正职对应7到10级的正处级，这一时期县委书记基本没有跨级的高配现象。除了直辖市，只有两种例外：

一种是全省都算经济特区的海南，所有县都归省级直辖，所以有很多省里直接委派的副厅级县委书记；另一种，是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任县委书记。

到了2006年，国家把公务员级别从15级增加到27级，而且还调整了全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比如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县级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又变复杂了，所以又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某些经济上特别强的县，规模上已经算发达城市，管理压力非常大。但县级行政架构的晋升通道有限，很难让基层干部安心工作，不满足管理需求，所以要高配成厅级。

从2005年起，有很多经济强县的广东省开始试点，把县委书记提拔到副厅级。这几个人都是年龄稍大，在县委书记任上干满五年，基层经验丰富的官员。这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安心扎根基层。

除了以上情况，还有其它的高配现象。从2009年起，中央出台文件，规定把县委书记作为培训、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根据工作需要，有的县委书记可以在提报到上级领导班子之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所以又出现了一批晋升后留置的高配县委书记。湖南、江西有几十名这样的县委书记。从去年起，省级党委还可以通过任命县委书记当巡视员，来升格成厅级。

再就是少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副厅级官职由县领导兼任。比如湖南长沙市的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同时兼任长沙县委书记。

那这么说，以后高配县领导的趋势会继续加强吗？

会继续加强。但与其说是高配县领导成为趋势，不如说是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县是我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区域单位。每个县的正处级岗位只有四五个，过去每个县的城市人口不多，全国经济状况也比较平均，所以也没什么问题。但随着人口城市化加速，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县的快速增长，原有结构就不够用了。

现在全国一共有六十多万县处级公务员，这里面只有大约六千人，能晋升到厅局级后备干部。而县委书记往往要治理上百万人口，是我国体制下直接管理人口数量最大的官。尤其是21世纪初的“扩权强县”与省直管县试点，县域经济大发展后，县委书记的权责远不是普通的机关处长能比的。

压力大、全责重、级别低，所以要么就地提拔，要么高位空降。就地提拔可以安抚当地经验丰富的官员，高位空降算是回基层磨炼，以后会有更好的晋升空间。

对基层官员的重视，本质上就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这些县的重视。所以除了发达县的高配，最近几年还有扶贫政策带来的县职留任，“不脱贫不调任”。有的县委书记已经提拔到副厅级级别，但是依然兼任县委书记。

根据2019年数据，现在全国已经有8个县的GDP比西藏还要大，都在1700亿之上。

排名第一的昆山市，GDP已经4000亿，比宁夏和青海都高。所以昆山市也从以往的市管县，变成了江苏的省管县试点。

今后一些经济强县会继续改区或者设市，而一些困难县的经济职能会逐渐衰弱。经济强如浙江，丽水市的6个县自2013年起就不再考核GDP和工业产值。2015年起，全省有26个欠发达县取消了这两项考核。

我们在节目中多讲到各地的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需要跟随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比如东北的林区、矿区合并调整。中国2800多个县级区域，本来也不应该按照同一类型来管理，一些县发展为城市，一些县只有维持的功能，未来甚至一些县级区划可能会消失。

第119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下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