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119期睡前消息。今天继续请静静远程介绍新闻。
4月2日,王石向清华捐赠了两亿股万科股票,市价53亿,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教育公益捐赠。但没过几天,不断有万科老员工举报,认为捐出去的股票属于全体员工,王石这是逼其他人慷慨,给自己赚名声。督公,这批股份到底是不是王石的,他有权捐赠吗?
这次捐出去的2亿股,王石有理论上的处理权,但理论上的所有者,是很模糊的“全体员工”。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万科股份改革的历史。
万科在1984年成立,最早是国企深圳特发的下属公司,国有资产。这时候,王石只是科级干部,利用老婆王江的关系赚了一大笔钱,掌握了企业的资金链。1986年,深圳特区发布了国企股份化改造规定,王石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太低,股份化拿不到多少好处,决定走另类路线。
王石当时是一个科级干部,凭借自己的家庭背景,越级找到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要一份特别优惠的万科股份化改革方案。1988年敲定方案的时候,政府把40%的股份都划给企业,国家只留60%,比王石最乐观的想象还优惠。
当时万科累计股票1325万股,股票发行价每股1元,40%是530万股、价值530万元。1991年万科上市以后,股价翻了十几倍,这些股票实际价值7000万,那一年深圳的最大项目投资1.2亿。
深圳市1991年十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布吉立交系统 - 百度学术
王石很聪明,知道吃的太多会消化不良,立刻宣布,这40%股份自己一分不拿,归员工集体所有,要成立一个职工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这也成了王石接下来几十年最大的道德资本。
随着万科对外融资、增发股票,这笔职工股的占比不断被稀释,但是价值不断增加。到这次王石捐款,职工股占总股份的1.8%,价值53亿人民币。
按说这笔股票既然是职工委员会管理,就应该没王石什么事,但2011年有件事改变了职工股的管理权。当时,这笔职工股已经价值10亿,王石给全体员工发了一封邮件,标题是《给2011一个礼物》,说要把这笔股份用到公益事业上。万科员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响应王石号召,成立万科企业股中心,专门负责管理和运营这笔股份。这个企业股中心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中心是独立法人的独立企业,连万科董事会都没有决策权。企业股份中心的章程规定,这笔职工股的资产和收益,都只能用于公益事业,盈利不分配,而且永远不得修改章程。
所以王石这次就是按照章程的字面意思,行使自己的权力,把员工股份捐了。
既然这笔股份归全体员工所有,而且只能用于公益,那王石代表万科员工捐给清华,看上去也算合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争议?
因为从职工股出现的第一天开始,这就是一笔糊涂账,甚至王石从来没说清楚 “全体员工”都包括谁。
王石在2011年发动投票确定自己的管理权,这时候的 “全体员工”显然是就是在职员工。但参与了1988年改制的老员工,觉得自己明显更符合“全体员工”的的定义,万科在人事管理上,也在用这个模糊概念安抚老员工。
有离职员工翻出来2002年和人事部签的备忘录,里面明确说,“依据乙方在甲方工作时间,甲方将考虑将企业资产分配给乙方,具体分配数额及操作办法,需待甲方的《企业股资产分配方案》出台后方可确定。”也就是说,离职员工也算“全体员工”的一部分。
但直到王石把股份捐出去了,万科也没出台过《企业股资产分配方案》,跟别提实际分配。1988年改制的时候,王石说不能马上分掉,要集中管理,有利于增值。32年过去了,股份增值了一千多倍,但不论是当年的员工,还是现在员工,都一无所有。
万科企业股中心成立以后,所有的投资和收益都不公开,王石也没有公开拿这笔钱做公益。退一万步讲,即便员工没有股份决策权,也起码享有知情权,王石有义务公开全部股份操作。但结果说明,在具体操作上“全体员工”就是代表大会,甚至是王石自己。所以舆论会反转。
王石因为手里的股份少,对万科的控制权一直受到挑战。那一开始改制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放弃这笔股份呢?
前面我说,这几十年王石一直在吹当年的改制,说自己因为放弃了40%的个人股份,所以没进富豪榜前百。王石说他本事不大,名和利只能选一头,选了名、放弃利。
这个段子流传了很多年,但这只是王石给自己脸上贴金。按照1988年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文件,企业虽然可以自主操作企业股,但分配给私人的股份不能超过10%,王石最多也就拿这些。但那个年代,社会对市场容忍度很低,连李书福回收显影液提取白银都要被判投机倒把罪,国有资产的处理只会更加敏感。王石如果敢堂而皇之的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就算老婆势力再大,也不一定能保住他。放弃个人持股,很可能就是王石和市政府协商内容的一部分。
而且王石一旦拿走10%,就要放弃对另外30%的支配,不利于控制万科。所以名义上,王石希望谁都没资格动这笔股份,实际上管理权归自己。这样随着万科引进越来越多的资本,王石可以裹挟全体员工的股份,在董事会掌握话语权。前几年宝能系试图靠股份收购控制万科的时候,王石就以这笔职工股为基础,引入杠杆资金增持股份,反击宝能系。
不管怎么说,这次王石捐股份都算慈善活动。是不是应该赞扬王石呢?
第88期睡前消息,我点评过辛有志的慈善活动。我说不希望下一代的中国还有辛有志这种超级小贩,但眼下必须称赞他的捐款行为,因为慈善一般只看行为,不谈动机。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用自己的钱做慈善,不是慷他人之慨。32年前王石为了掌握控制权,把股份交给集体。即便全体员工定义不明确,公益的名声也不该让王石自己赚了。按照王石这个逻辑,还可以成立个基金会,把集体财产捐给自己。
王石自称放弃利益换取名声,但自古以来名声就是能换钱的。王石一手利用集体股控制万科,每年拿走几千万工资和分红,另一手用自己的名声出书,代言汽车和手机,恐怕他自己都分不清这里面的名与利。
过去,王石用自己万科创始人的名声搞代言换钱,现在捐别人的股份换名声。不管怎么算,王石也只是全体万科员工的一个,只能分极小一部分员工股。但所有报道都在吹王石捐了53亿给清华。从这一点看,王石确实是中国最出色的地产商之一。
2016年,武汉大学和深圳市政府签约,宣布深圳市将引进武汉大学,建设深圳校区,但这之后新校区一直没什么动静。5月6日,深圳市教育局明确表示,按上级部门要求,新校区项目终止。督公,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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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校区项目,主要是被教育部给叫停的。从2016年开始,教育部对高校异地办学的政策不断收紧。武汉大学深圳校区项目的启动也是2016年,刚好赶上新政策,所以首先被叫停。
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下达文件,说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高校建设跨市跨省的新校区,尤其是带本科教学的新校区。2018年,教育部又发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不许跨地市办本科学校。
而武汉大学深圳校区这个项目,主要招的就是本科生。在新校区规划里,2万全日制在校生包括1.2万本科生,严重违反新规。现在能拖了两年才宣布取消,这说明武汉大学和深圳市政府都已经尽力了。
这个项目取消后,对深圳影响大吗?
如果只是取消了一个武汉大学的校区,肯定没多大影响。但教育部文件针对的高校,不只是武汉大学一家,结果打压了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
2016年,深圳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多所重点高校签署了异地校区项目,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交大。现在这些项目大都没了下文,估计和武汉大学的深圳校区差不多。北大算是这些高校里面,新校区建设起点最高的,早在2001年就在深圳开办了研究生院和医院,现在连北大都没法建新校区,这说明管控非常严。
目前只有两所学校例外。一个是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另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准备在今年9月份开学,首批招生4000人,但这个项目是教育部在2015年底批准的,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目前只能招研究生,在本科招生得到教育部批准之前,只能算是个研究生院。
教育部对这些新校区项目踩刹车,结果就是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被暂停。按照深圳市在2016年的规划,到2025年深圳高校数量要翻一番到20所,在校生规模要扩大到25万。结果现在深圳只有13所普通高校,11万在校生。按现在的形势,深圳当年的高校发展规划估计要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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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gov.cn/jyj/qt/gzdt/201610/t20161026_5015343.htm
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公报-深圳市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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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家政策不支持异地办校,为什么深圳还在坚持引进高校呢?
因为深圳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深圳和广州分别是国内GDP第三和第四名,人口都是一千多万。广州的本专科在校生有115万,但深圳才9万,还不如东莞。
现在深圳已经是个技术密集型城市,经济想进一步发展,要靠产学研一体化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这就意味着深圳需要很多高校与研究部门,能够配套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定向输送人才,攻克重点技术。
2018年,全国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一共有1.44万家,其中深圳就占了5407家。由于大学太少,深圳的科技企业不论是找高校实验室合作,还是定向委培技术人才,都只能跑到外地,沟通很不方便。所以深圳要引进高校,就地配套。
反过来说,如果高校所在城市没有足够的产业发展空间,不仅高校的项目机会少,毕业生也只能往发达城市跑,这是明显的资源错配,只会造成浪费。更关键的是,高校的教育经费严重依赖于地方经济,好学校放到经济比较差的城市,教学质量也会下降。
第九期睡前消息,我们聊过东北大学跑到佛山开研究生院的新闻。当时就说过优质教育资源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资金。我国的高校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支持,过去靠中央拨款,现在主要靠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状况越好,给高校提供的经费就越多。
2019年,国家财政投入“双一流”建设的资金约为200亿元,直接带动地方的相关资金投入为300亿元,仅广东一省就占据了130亿元。内地的高校到沿海发达省份,既有更好的生源,也有更多的资金。
历史上也有典型的反例。大三线建设时期,清华北大分别在四川绵阳和陕西汉中建了分校。三线建设时代结束后,这两所分校的地位都有所下降。绵阳因为离成都比较近,还能和成都搞一些办学合作,所以西南科技大学维持了一本地位。但汉中附近没有经济强市,就算从西安交大和西工大抽调资源不断强化,陕西理工仍然是个二本。
在地方财政与办学质量划等号的现实下,不管深圳自己愿不愿意招揽高校,高校也要想办法往深圳跑。实在进不去深圳,旁边的珠海也可以。比如北京师范就在珠海开了分校,吉林大学、北京理工都开了珠海学院。
很多高校都在想办法蚂蚁搬家。先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开办研究生学院,然后升级成分校,最后在把分校变成主校。虽然这看起来很残酷,像是在落后地区的伤口上撒盐,但这至少避免了落后地区把优质高校也拖下水。
现在政府担心落后地区人才流失,以后经济发展难度更大,所以想尽办法让把人才留下。但落后地区的关键问题是找不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所以深圳就算没有高校,全国人才也愿意来。如果强行分配资源给地方,就能够有效发展经济,那独山县应该是全国模范县。
那现在全国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的错配有多严重?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马前卒施工队统计了2019年全国GDP排名前50名的城市所拥有的高校数量(不包括名校异地校区)。
第一梯队是北京、广州、武汉。北京不仅拥有全国最多的双一流高校,他们的普通高校数量也是全国最多的。广州和武汉都拥有82所普通高校,并列第二。
第二梯队是重庆、上海、西安、郑州、成都、天津、合肥,这些都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在55到65所之间。
第三梯队是南京、济南、昆明、长沙、南昌、哈尔滨、沈阳、杭州和长春,这些城市同样也都是省会城市,拥有的高校数量在40到54所之间。
第四梯队是福州、南宁、大连、苏州和青岛,这些除了苏州,也基本都是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当然苏州人也觉得自己就是省会),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在20-40所之间。
可以看到,西安、合肥、昆明、南昌、哈尔滨、沈阳、长春和南宁等城市的高校数量排名,比现在的GDP排名要高很多。这意味着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排名被挤到下面的梯队。
剩下二十几个城市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都不到20所,有些甚至是个位数。GDP排名全国第三的深圳,普通高校数量是全国第三十。GDP排名前二十的宁波、无锡、佛山、泉州、东莞全部都不到20所。
地方想要改善现状,除了自主创办新学校,就只能与名校合作办学,合作办学效率最高,所以这也是过去的主流。现在教育部一刀切禁止异地办学,但拦不住发达地区自主办校,用高薪从内地挖教师和科研人员。结果只能是新办学校短期内不成体系,内地高校人才流失、体系被破坏,总体的负面影响更大。
大学问题先谈到这儿,静静介绍下一条新闻。
4月27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原书记刘会英,出任德阳市委副书记、罗江区委书记,成为四川首位正厅级县委书记。督公,正厅级县委书记很罕见吗?
一般来说,县政府的一把手,也就是县委书记,行政级别应该是正处级。但偶尔也会有例外,出现高级官员担任低级职务的高配情况。新闻里的刘书记,以前就是正厅级干部,这次只是兼任了区委书记,所以刷新了四川省县级正职的级别。
高配的县委书记虽然不多,但也算不上特殊。举例来说,山东省连续两任团委书记都被外放到县政府,所以山东也出现了两次正厅级县委书记。同样在上个月,曾任山西省团委书记、山西焦煤集团党委副书记的黄巍,被调任到临汾市洪洞县,也成了正厅级县委书记。
现在省团委书记外放担任县委书记是常见情况。这是在保留正厅级的前提下,回到基层磨炼,和市团委书记外放乡镇一样。
现在我国有285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市辖区970个,县级市375个,普通县和自治县1450个。除了直辖市,每次出现正厅级县委书记基本都会上新闻。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正厅级县委书记还是很少见的。
那高配的县委书记,都是外放到基层的干部吗?
不全是。这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高配县委书记的产生背景。
首先,造成高配的直接原因,是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两个体系,而且层级差距较大。90年代初我国刚建立给公务员制度时,一共设置了15个级别,对应12个职务等次,县级正职对应7到10级的正处级,这一时期县委书记基本没有跨级的高配现象。除了直辖市,只有两种例外:
一种是全省都算经济特区的海南,所有县都归省级直辖,所以有很多省里直接委派的副厅级县委书记;另一种,是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任县委书记。
到了2006年,国家把公务员级别从15级增加到27级,而且还调整了全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比如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县级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又变复杂了,所以又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某些经济上特别强的县,规模上已经算发达城市,管理压力非常大。但县级行政架构的晋升通道有限,很难让基层干部安心工作,不满足管理需求,所以要高配成厅级。
从2005年起,有很多经济强县的广东省开始试点,把县委书记提拔到副厅级。这几个人都是年龄稍大,在县委书记任上干满五年,基层经验丰富的官员。这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安心扎根基层。
除了以上情况,还有其它的高配现象。从2009年起,中央出台文件,规定把县委书记作为培训、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根据工作需要,有的县委书记可以在提报到上级领导班子之后,继续兼任县委书记。所以又出现了一批晋升后留置的高配县委书记。湖南、江西有几十名这样的县委书记。从去年起,省级党委还可以通过任命县委书记当巡视员,来升格成厅级。
再就是少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副厅级官职由县领导兼任。比如湖南长沙市的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同时兼任长沙县委书记。
那这么说,以后高配县领导的趋势会继续加强吗?
会继续加强。但与其说是高配县领导成为趋势,不如说是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县是我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区域单位。每个县的正处级岗位只有四五个,过去每个县的城市人口不多,全国经济状况也比较平均,所以也没什么问题。但随着人口城市化加速,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县的快速增长,原有结构就不够用了。
现在全国一共有六十多万县处级公务员,这里面只有大约六千人,能晋升到厅局级后备干部。而县委书记往往要治理上百万人口,是我国体制下直接管理人口数量最大的官。尤其是21世纪初的“扩权强县”与省直管县试点,县域经济大发展后,县委书记的权责远不是普通的机关处长能比的。
压力大、全责重、级别低,所以要么就地提拔,要么高位空降。就地提拔可以安抚当地经验丰富的官员,高位空降算是回基层磨炼,以后会有更好的晋升空间。
对基层官员的重视,本质上就是上级主管部门对这些县的重视。所以除了发达县的高配,最近几年还有扶贫政策带来的县职留任,“不脱贫不调任”。有的县委书记已经提拔到副厅级级别,但是依然兼任县委书记。
根据2019年数据,现在全国已经有8个县的GDP比西藏还要大,都在1700亿之上。
排名第一的昆山市,GDP已经4000亿,比宁夏和青海都高。所以昆山市也从以往的市管县,变成了江苏的省管县试点。
今后一些经济强县会继续改区或者设市,而一些困难县的经济职能会逐渐衰弱。经济强如浙江,丽水市的6个县自2013年起就不再考核GDP和工业产值。2015年起,全省有26个欠发达县取消了这两项考核。
我们在节目中多讲到各地的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需要跟随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比如东北的林区、矿区合并调整。中国2800多个县级区域,本来也不应该按照同一类型来管理,一些县发展为城市,一些县只有维持的功能,未来甚至一些县级区划可能会消失。
第119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下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