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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7月1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460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一 “小镇”是什么

7月份，易烊千玺考话剧院编制事件曝光，因为恰好赶上公务员考试，引发了录取公平性的争议。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发出一篇文章《易烊千玺凭什么不能考编》，认为反对易烊千玺的人，包括很多迷恋编制安全感的“小镇做题家”，因为自己很难考上编制，就对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产生了抵制。

这篇文章发出之后，不仅没有缓和舆论，反而进一步引爆了全国舆论，很多观众认为嘲讽小镇做题家会破坏中国社会的底限公正性，督工你怎么评价？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05977.html

我到各个网站看了一圈，发现大多数反驳《中国新闻周刊》的内容都是用第一人称发言，其中距离高考时间比较近的年轻人反应最激烈，都想代表“小镇做题家”维护公平。

作为资深小镇中年，这里我先不谈对错，先回顾一下教育“小镇做题家”概念的起源。

所谓“小镇”是相对“大镇”而言的。中国过去的“大镇”，或者是县城，或者是距离县城比较远的半个县的中心。这种镇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有车站，有电话，有电影院，有全天开门的供销社，往往还有几个小工厂，小作坊，虽然简陋，但也是一个完整的工商业城镇。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中学教育非常稀缺，最基层的中学就分布在这些大镇，其余的地方只有质量很差的小学。

中学稀缺，毕业生肯定不愁出路，50年代初中国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了一批新型大学，发现愿意升学的高中毕业生满足不了招生需求，被迫动员一批读过中学的军官、公务员辞职去读大学。这个阶段的中国既没有小镇知识青年，更没有担心就业的做题家。

六七十年代开始，地方师范开始批量培养教师，第一批中学的毕业生也回来教书，中学教育开始向下扩展。五六个乡之间的小镇往往会建一所中学，每年有一两个班级参加中考甚至高考。

这种小镇不一定靠近交通干线，一般也没有像样的工商业，只是因为周围的农村实在是太落后，一个乡的购买力都撑不起专门的工商业中心，所以不得不在几个乡中间选一个相对最繁华的地方设镇，维持三四个全天营业的店铺，隔十天左右搞一个互通有无的“集”。可以说，“大镇”存在的原因，是经济超越了中国平均水平；而“小镇”存在的原因，是周边地区严重落后于中国平均水平。

二 “做题家”的世界观

当时的乡村小学的主力还是民办老师，但中学教师多半要读过师范学校，所以乡村中学就是现代社会嵌入落后农村的末端神经，由一批读过书、见过现代城市的教师给农村孩子传授知识，也分享外界的生活方式，鼓励学生走出去。这导致学生的见闻和身边的落后现实形成了明显反差，塑造了小镇（知识）青年的精神生活。

2021年的285期节目，我分析了衡水中学网红毕业生张锡峰的演讲，当时我是这样描述“小镇（知识）青年”的：

大多数小镇青年受过教育，知道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外，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可以通过努力走进去。但是在中学阶段，他们几乎没有直接触碰过这个大世界，只是因为对自己身边的生活不满意，才会用所有的想象力去美化远方的生活。

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演讲的时候，张锡峰提到，他把上海北京西安这些城市的景色都做成了卡片，随身携带，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远方”的美好生活。至于去这个完美远方的办法，只有学习一条路。

不过，在2022年的今天，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去考察，“小镇做题家”其实不多了。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各地的中学，尤其是高中纷纷往县城搬，至少也要搬到交通干线上的发达镇区。而县城和周围的大镇发展迅速，具备了过去很多中等城市才有的现代化元素。基层中学的学生不用离家，也能直接接触到现代社会。最近这一轮网络辩论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至少也熟悉县城生活。我甚至发现很多大城市郊区副中心的学生自称“小镇做题家”。

这说明，年轻人只是在借用上一代“小镇青年”的概念表达自己的不满。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讨论，我必须用两句话重新概括一下21世纪“小镇做题家”的精神特征：

第1句：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主流社会的外围边缘。

第2句：努力利用应试教育体系摆脱边缘身份。

无论在哪个时代，和“小镇做题家”有关的社会矛盾都来自这两条定义。

三 “做题家”与编制

小镇做题家最主要的竞争者是其他小镇青年，因为“做题家”这个身份是通过和同学比较形成的，每一轮新的教育普及，都会削弱现有“小镇做题家”的优势。而从建国开始，中国最稳定的国策就是“扩招”，用教育拉动经济。

五六十年代的扩招建设了乡村小学，七八十年代的扩招建设了普遍的小镇中学，产生了“小镇（知识）青年”的概念。接下来就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大学扩招。每一次扩招过后，知识青年就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被学弟学妹竞争，不能得到学长的上升空间，但很少去考虑如果不扩招，自己能否得到当前的教育机会。

在20世纪，大多数知识青年读了中小学，还留在本地谋生，所以就算出身小镇，也不会刻意强调自己是小镇青年。等到90年代末大学开始扩招，小镇青年基本都能得到去外地读书的机会，在离家的火车上产生了小镇青年的身份意识。

紧接着就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大中城市就业不断提供技术岗位，大多数大学生都有向上空间，一度省属本科学校的毕业生都普遍看不上家乡的公务员，所以“做题家”暂时不会纠结编制问题。

2015年之后经济减速，互联网巨头逐渐碰到了增长边界，提供的技术岗位越来越少，而扩招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自认为是“做题家”的优等生逐渐考虑考基层编制。等到最近几年疫情打击工商业，衬托了体制内工作旱涝保收的好处。“小镇做题家”开始一拥而上抢编制，把每一个竞争者都看做绊脚石。所以易烊千玺占一个话剧院的编制，也能变成全网热点。可以说“小镇做题家”的怨气是2020年之后的新问题。

https://new.qq.com/omn/20201222/20201222A020LD00.html

但如果抛开具体名字，“做题家”事件的核心剧情，是年轻学生维护应试教育的权威性，要求自己熟悉的考试制度包括所有体制内上升通道，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起码争论过几十次的选拔制度问题。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向所有寒门考生开放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创造了科举考试制度。今年的“小镇做题家”争议，可以看做中国首届科举考试1400周年纪念活动。接下来我要回顾一下历史。

四 进士轻薄？

在唐朝之前，秦汉王朝已经消灭了各地的独立王国，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文字体系，但是当时没有印刷术，早期甚至没有造纸术，文化传播成本很高。只有少数世家大族才能收集足够的经典书籍，保存成体系的知识。所以每个帝国都要和世家合作，才能稳定地方局势，同时也获得组织政权的人才。很多顶级世家，比如太原王氏、范阳卢氏，传承时间都跨越了好几个王朝。兰陵萧氏从汉朝延续到唐朝，有两个支系一度成为皇族，40多人当过宰相，普通的地方官员数不过来。

唐朝皇帝刚搞科举的时候，世家贵族不太在意，觉得科举制很快就会和汉朝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一样，成为世家操纵政府的工具。早期的科举考试，世家子弟也的确拿到了稳定的好成绩。

但是公元622年前后还出现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了，和造纸术结合，快速降低了书的价格，让中等家庭也能买书学习文化，相互交流考试经验。所以寒门子弟的科举成绩快速提升，很快就给世家大族制造了威胁。

世家子弟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从唐朝中期开始攻击寒门科举成功者——也就是小镇做题家的缺点。这些世家子弟很有文化，而且知道政治斗争不能乱说话，所以很快就抓住了科举制的核心缺点。

他们说，科举的内容是作诗写赋，那些中下层的做题家花十几年去研究文字游戏，等到考试结束才学着治理国家；而世家子弟从容自信，从幼年开始就学习长辈从政的技巧，显然更适合做官。另外，世家子弟有家族支持，不缺钱，对贪污腐败的抵抗力强；而进士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捞钱不择手段，经常要想办法踩着同事往上爬，缺乏妥协精神，不顾大局。最后世家子弟用一个词概括这些寒门科举胜利者：“轻薄进士”，用来衬托世家的“厚重”。

皇帝作为最大的世家，承认上面的大多数批判有道理，但皇帝也知道世家的“厚重”不是凭空来的。科举考试的官员要贪污，但世家几百年前就占下的土地也同样侵蚀国家的纳税基础。科举官员能力的确有缺陷，但科举不仅仅是为了选拔人才，更要在印刷术普及的时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点是竹简时代形成的世家想不到的问题。

印刷术和造纸术结合，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中层人口具备基本读写技能，了解家乡之外的情况。这些人口超出了帝国政府雇佣能力，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溢出”，加入潜在的反帝国力量。建立公开的科举制度，可以给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上升通道，给剩下的大多数年轻人提供希望，就算考不上也让他们心服口服，回家准备来年再考。这样读书人就不会轻易反体制，造反的军队组织一个参谋部都很难。

前面提到唐朝在622年建立科举制，4年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亲手用弓箭射死太子、自己的兄弟，劫持皇帝父亲夺取政权。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皇帝，继续推广科举制，让愿意考试的人都能参加科举，不用再等世家贵族的推荐信。新一届进士排队进门的时候，李世民就站在城楼上庆祝，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彀”字有两个含义，弓箭能覆盖的范围，或者是抓野兽的圈套。从李世民的人生经历看，他的意思是科举制控制了所有读过书的年轻人。他们能否为朝廷有效服务是小事，保证他们不为其他力量服务才是主要目标。所以，就算吟诗作赋选拔人才的效率很低，皇帝也能接受。科举人才和世家子弟相互平衡，是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组织逻辑。

唐朝中后期，安禄山和黄巢的军队在唐朝人口密集区大规模流动作战，都攻占了长安洛阳。尤其是黄巢的军队，主力横扫唐朝中央政府三分之二的控制区，在全国各地破坏统治秩序，摧毁了世家的庄园，杀光了家丁，烧掉了图书馆。虽然普通知识分子也伤亡惨重，但毕竟印刷术已经普及，保存几本书比保存大庄园容易多了。所以世家政治从此退出中国历史。到了几十年后的宋朝，科举上来的士大夫已经可以公开和皇帝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五 反击王安石

公元960年，赵匡胤政变当了皇帝，当年就举办了宋朝第一次科举。依托于科举的宋朝行政体系运行1个世纪后，迎来了一次重要改革——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父亲是中层官员，算个不大不小的官二代，从童年开始，王安石就开始结交上层文人，积累声望。21岁那年，王安石考了全国第四名，进入官场。

作为科举制度的的胜利者，作为一个主动下基层的实战派官员，王安石非常清楚文字游戏对管理没价值，也觉得自己的同事的确普遍存在品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世家子弟对科举制度的批判。

而当时的宋朝内部吃财政的人太多，对外军事上打不过辽国甚至对付不了西夏，不能再把稳定当做第一目标了，所以王安石得到了皇帝信任，开始全面改革。

一般提到王安石变法，重点都是经济和行政改革，但配套的科举改革也同样重要，包括3项重要措施。

第1项措施是修改考试范围，不再考吟诗作赋，而是直接围绕儒家经典写论文，还给全国公布了王安石自己写的考试大纲。王安石认为，反正考出来的文字游戏能力没用，不如用考试促使年轻人学点哲学和道德，加强官员的自我约束。

第2项措施是大面积设官方学校，传授统治经验，逐步替代科举。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尽快进官方学校学习，不断接受频繁测试，选出最好的学生去当官。

第3项措施是多设学校类别，培养行政官员的的学校除了太学，再加一个教法律的“律学”。此外还有军事学院和医学院。

从宏观视角看，王安石变法是给总体上停滞的农业社会引进一套扩张性的政策，一部分政策超越了时代。而地主士大夫阶层更关注维护当下的稳定，激烈反对变法政策，所以大多数新政策或者被快速废除，或者修改到王安石本意的反面，科举方面的改革也一样。

按照王安石的安排，3项科举改革相互配合，第2项是重点，目标是用学校取代一考定终身的科举。学校直接传授统治经验，给寒门子弟提供类似于世家的成长环境，能兼顾之前科举制和世家模式的好处。

实际上，后两项改革很快就淡化了，没人把官方的学校教育当回事，也没人在乎新增的军事学院。而第1项改革把诗词歌赋变成了儒家经典论文，规范了文字游戏的范围，增强了考试排名的客观标准，反而被单独保留。类似于今天的高考控制考纲范围，在严格圈定的范围内玩各种花样提高难度，给考生提供无可争议，又相对公平的选拔体系。

到了明朝，科举考试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到朱熹点评的四书五经，文体变成了标准格式的八股文。而决定分数的那篇论文，风格必须是“代圣贤立言”，绝对不许谈本朝的时事，甚至不许举秦汉之后的例子。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八股科举。

甚至王安石的学校选拔制度，最后也被科举制考试吸收，变成了确认排名的工具。明朝的规则是排名靠前的进士才能进入翰林院，只有翰林院出身的前排进士才能当科举的主考官，只有翰林才能进入内阁制订国家政策。这保证了每一代“八股做题家”都能充分维护自己的地位，顺便维护科举制度的稳定性。王安石变法之后的科举制反而比之前更强大了，一直延续到1905年才被废除。

科举制对王安石改革的反扑，并不是科举文字游戏的第一次自我加强。唐朝刚开科举的时候，也是分很多科的，除了进士科考诗词，还有法律、历史、数学各方面的考试，都可以让平民获得官员身份。但是进士科掌握主要行政权力，要证明自己掌握全部权力的合法性，也提高自己对后代搞家庭教育的价值。所以进士科不断提升文字游戏的地位，破坏其他科目官员的上升通道，最终只有进士科成为公认的科举考试。可以说王安石变法被破坏、被利用，有历史必然性。

如果王安石变法的三条政策平移到今天。对应的制度应该是这样的：

1 压缩高考科目，只考数理化甚至只考数学，作为基本测试。

2 减弱单次高考的重要性，但是各级学校都传授综合知识，频繁测试，根据综合成绩评定学生的毕业表现。

3 设置多种课程体系，多种考试体系，有独特技能的人可以不参加高考，以其他资格进入体制。

从最近关于“小镇做题家”的争议内容看，恐怕今天的小镇青年也会和宋朝儒家做类似的选择，把自己擅长的阶层上升通道定义为公平，狂热加强第一项改革方案，同时以公平的名义彻底否定后两项方案。

六 改自己的命

之前第440期节目，我分析高考问题，认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内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的内容太少，所以考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出偏题，怪题，比如说测试各种开脑洞的平面几何辅助线做法，除了拉平考试起点之外，对整个社会毫无贡献，浪费了年轻人的宝贵时间。

当时我建议，扩大考试范围，或者干脆不限考试范围，允许有余力的学生去学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世界各国历史，考出几倍的分数。这样既不明显改变最终排名，也能让年轻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学习上。当时就有很多人以小镇青年的名义反对，认为高考就是要公平，要让没机会接触高等数学的学生，也能通过低水平练习提高排名，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思路发展到极致，就是我285期引用的衡水张锡峰演讲：

反观那些无故诋毁我们的人。你见过衡中高三，凌晨五点半时的样子吗，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命啊。

我看着晚高峰时刻的车水马龙，人们走向我，然后路过我，仿佛浩瀚星河里一颗颗暗淡的星辰。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两三（千）元钱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那种深邃，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是对未来的无力，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多年之后，我的父母苍老，姑娘离去，理想破碎，一败涂地，什么曾经的骄傲，什么家族的希望，我就注定了，只能是个普通人。

衡中的考生，河北省的考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身上都肩负着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期望，他们不是高考机器，他们只是一群穷人家的孩子，也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

张锡峰的演讲让人觉得不舒服，核心原因是他并没有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变成超级富豪或者不允许批评的大人物。张锡峰在演讲之后依然是一个凡人，所以观众讨厌他把其他凡人看做蝼蚁的态度。

但就算张锡峰梦想成真，变成了天天上媒体头条的大人物，王安石发现的科举制缺点也确实存在，那些世家子弟对“轻薄进士”的批评也依然有道理。应试教育的最大问题，的确就是为了客观性放弃广度，为了拉平起点放弃深度。维护科举制度，结果是所有考生浪费了最宝贵的年轻时代，去练习无用的应试技巧，整个社会都会因此损失发展机会。那些喊着要通过科举式考试“改命”的考生，最多只能改自己的命，反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停滞。长大之后，这些学生发展稍有不顺，就会抱怨社会太“内卷”，但他们努力维护的现行高考体系，才是最标准的“内卷”。

农业社会搞“内卷”不算严重，因为生产力有上限，浪费的劳动力本来也不能持续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到了宋朝的时候，整个欧亚大陆距离近代的生产力突破已经很近了，而宋朝又是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王安石作为有预见性的人看到了新时代的前景，所以要尝试发动改革。王安石变法不算成功，但他也给宋朝的领土和财政带来了难得的扩张，一直到北宋灭亡，都能对西夏恢复攻势。

到了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重新选择了王安石的教育方案，用学校替代科举，同时设置多种学校，允许不同门类的人才都有上升空间。两次改革差了接近1000年，方案惊人相似，说明这是社会突破停滞、寻求发展的必经之路。如果说两次变革有区别，就是王安石还算主动寻求出路，而清朝是在西方压力下被迫选择出路。现代社会如果搞教育改革，最好还是像王安石一样主动尝试。

七“做题家”自我批判

无论王安石变法，还是晚清废除科举，对于2022年来说都是历史经验了，督工你认为这些经验能适用于当代吗？

历史经验不能直接套用，但历史和现实也有一定相似性。今天的话题是从小镇做题家争论编制问题开始的，接下来我从当代“小镇做题家”的视角分析一下历史。

按照现在的通行标准，我应该也算“小镇做题家”。80年代我生在一个几千人的矿山小镇上，小学毕业后到纵横三四条街的县城读中学。1997年全国物理竞赛，我没有辅导老师，靠教科书上的内容考到全省第六名。1998年高考是近30年以来录取率最低的一年，我在河北考到同济土木工程专业，语文好像也是全县第一。

同时，我和大多数“小镇做题家”一样，为了考试牺牲了很多东西。直播的时候，观众应该能发现我外语很差。除了在泥土场地上踢几脚足球之外，我没有任何考试之外的才艺。对我个人最有利的选拔模式就是高考，换其他任何制度，我都很难有更好的社会起点。

我之前的节目在小镇青年立场上提过很多建议，比如说教育经费全国统筹，取消分省录取制度，取消学区房，改成拍卖学位，赚到的钱用来建更好的公立学校。现在我要说几句小镇做题家的坏话，希望各位也能听进去。

从唐朝到现在的世家子弟批判科举式考试制度，他们的批判当然体现了自己的立场，但客观存在的逻辑和事实也不能忽视。科举的确会让人陷到考试制度里面，扭曲学习方向，丧失对社会的整体了解，不关心社会的整体发展增量。

其次，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现代，靠考试换出身的“寒门”的确为了升迁不择手段，往往更看重利益，执政手段更严厉，毫不在意普通人的生活存量。纪检部门的文章经常要专门提醒“寒门”出身的干部要自律。****

https://www.sohu.com/a/134534469_380930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412/c1003-28270608.html

静静帮我读两段：

中国纪检监察报：看看落马干部的忏悔书，有很多“我出身农村”“我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一类的表述，甚至不少腐败官员拿“穷怕了”说事。比如落马官员刘铁男说：“我从小苦日子过怕了，内心对富裕生活有向往，虚荣心强，好面子，这是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https://www.tjjw.gov.cn/html/qingfengshiping/2019/0621/57151.html

人民网：寒门入仕的党员干部，所受的苦累所经历的人生磨难所进步的每一级台阶，固然是一笔无形而难得的财富。然而，无论是怎样成为党员干部的，都不能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以为以前吃过苦过累，一旦成了党员干部就可以借权生财，滥用权力“补”回物质上的享受，这种极端错识只会把自己引入歧途。

普通人看官员，只关心执政效果，对官员获得编制的方式并不太关心。如果考试出身的官员不关心社会发展也不在意普通人当前的生活，再公平的考试也没啥意义。

更何况“小镇做题家”未必就是在真正公平的环境下考出来的。我之前就注意过，矿区小镇上，能靠高考到大城市落脚的人，包括我，几乎100%对应80年代家里有书架的家庭。现在的“小镇做题家”，父母是教师、干部的概率，也远远高于现实人口比例。

就算是纯粹的农村孩子，如果有近亲通过高考获得阶层上升，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指导和学习资料，产生更多的考试动力。我们的个人成功，其实包含了很多社会有利条件。我看过太多的同学，在体力、智力、毅力方面都远远超过我，只是运气不好，家庭环境不好，所以很早就放弃了读书求发展的机会。

所以，小镇做题家不能只对更高的阶层要公平，对比自己发展差的人就摆架子，觉得对方不够努力，活该如此，这样上下两个阶层都看不起你，改革也不会出现。只有和普通人站到一起考虑公平和进步问题，社会才能进步，小镇做题家才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王安石变法这一类改革也许不符合小镇做题家的直接利益，也许会伤害小镇做题家的自尊心，但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

八 世界不是一根棍子

回到中国新闻周刊嘲笑小镇做题家的问题，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原文。

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但这是一种幻觉，似乎认为自己的收入低，是因为明星从既定的盘子里抢走了自己那一份。

实际上，大家所知道的那些著名演员和所谓的老戏骨，不少也都有编制内的院团身份，宋丹丹不是刚从北京人艺退休吗？濮存昕现在不还在演着茶馆吗？

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任的逻辑很差，天下的事情天下人管，不是一定要直接抢走自己的位置才能开口。至于说人艺现有演员的例子，有编制的人做出了贡献，不能证明必须有编制才能做贡献。睡前消息编辑部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稿子发出来。我也绝对支持年轻人去批判中国新闻周刊的神奇文章。

但我看了网上的发言，很少有人去指责明显的逻辑漏洞，大多数发言，都是站在小镇做题家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尊严，稍微替换几个词，就可以拿到几百年前，为科举制辩护。这仿佛回到了唐朝，科举官员和世家进行尖锐斗争，想证明自己是唯一的合理选拔方式。

如果现在还有皇帝，看到网上这些发言应该很开心，因为皇帝作为唯一的统治者，最大的利益是保持皇权稳定。浪费年轻人的精力不是科举制的缺点，反而是优点。反过来说，如果国家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威胁了封建秩序的稳定，皇帝宁可不发展。

清朝几百年历史，在现代革命党出现之前，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僚造反，太平天国占了半个中国吸引不到一个进士；李鸿章、曾国藩明明拥有颠覆中央政府的武力，依然规规矩矩留在体制内；左宗棠62岁当了陕甘总督，因为缺一个进士称号，还向皇帝要求辞职参加考试。这就是科举制度延续到20世纪的原因。

但我们并不是古代皇帝，我们是希望国家持续发展，持续变革的普通现代人。用停滞换稳定对普通人是坏消息，对小镇做题家尤其是坏消息。所以，对于当前考试和进编制的问题，讨论不应该在简单的支持和否定之间做选择题。面对科举和世家两种选拔方案的竞争，王安石都能跳出一维的坐标轴设计新方案，当代人的思考方式也不能退回一根只有两头的棍子。

九 强学校 废科举

现代社会应该怎么做，才能突破“世家”和“科举”两种选拔模式的二元对立呢？

前面提到，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政策，和清朝末年废科举的的核心政策，都可以总计为两句话：学校要主导考试，而不是考试主导学校。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王安石和清末的洋务派都要求国家拿钱出来，建设多类型的公立学校，而不是规避教育责任，只重视维护单一科目考试的权威性。

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每个“小镇做题家”的共有问题，就是国家既逃避了教育投资责任，也让单一考试主导了学校教育。越差的学校，越是缺国家投资，越是围绕着单一考试开展教育。初中、高中，国家规定的标准教材都是三年，实际上所有学校都把最后半年变成复习冲刺，也不见有人管。毛坦厂一类的市场化学校抛弃了正常教育规律所有人都知道，而作为样板的衡水中学、张桂梅的女子中学，虽然拿的国家投资明显超出平均水平，还是把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考试复习班。所以，“小镇做题家”的思考方式遍布全社会，在衡水中学尤其恶劣。

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到外部寻找经验教训，可以发现，美国的方案更类似中国古代，在世家子弟和科举制之间求平衡，既利用了双方的优点，也表现了两方面的缺点。只是美国能吸收全世界的精英少年来读大学，留下一大批人搞科研，所以暂时优点还能压倒缺点。这不是现代中国可以吸取的经验。所以我结合王安石的方案，考虑了几个可能的改革选项。

第0条改革和教育无关，我想提醒官方的媒体宣传注意自己的潜台词，避免把高考和名牌大学渲染成“正途出身”。一旦有名校学生从军或者下基层，或者是成为地方官员，就作为正面典型拼命宣传。这实际上也是迎合“小镇做题家”，无限提升了高考的地位。

第1条改革是国家加强投入，把教育占GDP的比例提升到10%甚至20%，既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超过其他国家的比例。让普通学生接受到的教育，明显超出中产阶级用家庭资源能达到的水平。同时用规模化服务降低成本。这反映在坐标图上，就是在世家教育和科举模式的生态位上各旋转90度。

至于说钱从哪里来，各位可以想象现在的地方债投了多少无用的项目，与其假装在投资赚钱，不如大大方方地把钱花到教育上，指望未来的高素质劳动力交税还钱。

第2条改革是强调教育主导考试，该有的非选拔性教育一定要有。如果教育部门自己顶不住考试的压力，就由别的部门来执行。我过去一直说高中近视率已经80%了，说明教育部门自己不肯落实每天1小时的高强度户外体育活动，说明应该由武装部出面组织每天至少一小时的体能训练。

第3条改革，是考试门类要增加，频率也要增加。如果考试压力不可避免，至少我们可以把压力均匀地分散到平时，免得整个教育周期都变成漫长的考前冲刺。

第4条改革，是打破大学的“编制”降低本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淘汰率，同时提供退出机制。双一流大学的教育要争取让50%的人不能毕业，同时也提供转向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选拔方案。

增加淘汰率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大学浪费一两年时间，不得不转向更容易毕业的其他学校其他专业，从而避免了更多的人在大学浪费四年，最后靠学校恩赐毕业的现状。

这条方案的核心逻辑是把淘汰率放到合理的层次，在比较均等的条件下选拔人才。现在中国各个家庭、各个省份的高考条件都不一样，但高考集中了最高的淘汰率；而进入大学之后，学生获得了基本一致的学习环境，又不搞公平淘汰了。明显不合理。

第5条改革，是打破所有国企和公立机构的编制。公务员要经常考核在编人员和临聘人员的效率，比不过就交换一下。小镇做题家总是说自己靠努力获得了现在的成就，那就应该让所有人都通过终身努力来保证更多的安全感。

第6条改革，是应该公开承认某些领域的选拔不一定适合考试，尤其不适合用科举制度来选拔。从历史来看，哪怕是科举制一家独大的明清两代，军队、天文观测、医学行业也经常会实行准世袭制度。

现代社会不一定完全继承古代传统，但还是有某些行业会长期处于手工业阶段，很难制定量化的考核标准，不得不用学徒制传承技巧。比如说专业体育队、话剧表演行业、文物修复行业。这些职位不一定要有编制，但可能长期接受国家资助，只要招聘结果充分公开，就没必要用公务员考试和高考的僵硬标准去衡量手工业。

十 为谁维稳

我是个资深的小镇做题家，这次抗议中国新闻周刊的普通网民，也认为自己是小镇做题家。这说明，大家真实的共同诉求是争取群体利益，所以我提醒观众，群体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如果小镇做题家因为自己是科举制考核的胜利者，就要求全社会都实行科举秩序，最终会把自己也困住。前面我回顾古代科举制，就是想提醒观众，古代统治者选择科举制的核心原因是维稳，而不是公平。

从实际的历史发展来看，科举制社会往往是停滞、收缩的社会。汉朝、唐朝前期和清朝前期，军事贵族和世家共同执政的时候，中国文明蒸蒸日上；宋朝、明朝让科举制官僚给国家掌舵，文明区域就不断收缩。明朝早期虽然有一定的扩张，但朱元璋恰恰是极少数长期停止科举的中国皇帝之一。2022年这次“做题家”争议，原因也是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社会有停滞趋势，所以小镇青年重新要求维护编制考试的权威性。

这迫使我们重新考虑王安石遇到过的问题，社会要进步还是要维稳。

现代社会当然要维护稳定，但这个“稳定”，是全体现代人民的稳定，不是小镇做题家的稳定。很多人看古装剧多了，考虑问题会自动代入皇帝、世家子弟和士大夫的视角。所以总是在历史的泥坑里面打转。八九十年代，国内媒体无条件赞美西方教育，夸耀贵族精神，是典型的世家傲慢。现在小镇做题家想用高考、公考的秩序约束全社会，又是典型寒门士大夫的小气想法。

更可怕的是，因为学区房的存在，因为家用电器节约了时间，让小镇做题家能抽出时间自己教育孩子。所以很多人既有寒门士大夫的小气，又羡慕世家子弟的傲气，两方面的坏处都占了，这种社会思潮必然是现代社会的绊脚石。

十一 解放自己 解放人民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是一期批判小镇做题家，或者说小镇做题家自我批判的节目。为什么媒体讽刺了小镇做题家，我还要做题家自我批判呢？

因为小镇做题家是对现代社会格局最不满的的一批人，而我们的不满往往来自身份错位。

前面我分析了唐朝世家子弟和寒门考生的争论，小镇青年很容易把自己代入“寒门士大夫”。但是从人口比例和社会发展方向看，小镇做题家既不是世家，也不是寒门，而是平民，是老百姓。前面引用过文彦博为科举制辩护，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下一句是“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如果能把自己摆在“百姓”的位置上，摆到无产阶级的地位上。小镇做题家的很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我们是比较擅长做数学题的老百姓，是熟悉写作文套路的无产阶级。如果所有“做题家”的人生目标只是考个编制，带着安全感俯瞰其他人的艰难生活，就算编制到手也不会有真安全。90年代欠薪的公务员、下岗的国企员工已经演示过教训了。

所以，与其抱怨别人的编制来的太容易，抱怨自己的努力换不来安全感，小镇做题家更应该思考编制和考试本身的问题，考虑教育和选拔体制如何超越古代科举制。毛主席把《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总结成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和各位小镇青年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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