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3年3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62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上周,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周世虹对记者介绍了今年要提出的正式建议。两人的建议都要求 “从法律上消除对(犯罪)前科人员亲属的歧视性待遇”,要求就业市场平等对待曾犯罪人员家属,尤其要在公职人员考录的时候一视同仁。
新闻引发关注后,法律网红罗翔表达了观点,认为限制罪犯子女考公务员不合理,违背了“无罪不罚”的法治精神,而且最终会制造更多犯罪。
这些言论带来了更激烈的网络讨论。支持一方认为应该落实公平原则,政审的时候不能用家属犯罪一票否决;反对一方认为允许罪犯家属当公务员,影响法律判罚的威慑力,也损害公立机构的权威性。
3月1日,光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罪犯孩子是否能考公,值得一辩》,但并没有表达明确立场,督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我首先表态,支持政协委员的提案,支持罗翔发言的法制精神。但我并不认为修改政审条款就算一了百了。因为无论是认同现行政审条款的人,还是批判政审条款的政协委员,都无视了公务员制度更主要的矛盾。双方辩论越激烈,中国社会距离核心矛盾的目标就越远。
我先讲四个支线逻辑,解释我支持罗翔和政协委员立场的原因。
第一个支线逻辑,和睡前消息节目的经典话题相关。因为很多人支持政审筛掉犯罪家庭子女,重要理由是这些家庭教育很可能出问题。
作为一个42岁的中国公民,我见过基层公务员的日常生活,难度和重要性都不比大多数其他工作大,完全在正常年轻人能承担的范围内。同时,2021年中国刑事起诉了174万人,几十年积累下来,中国起码有上千万个家庭包含前科人员。
如果你默认犯罪前科家庭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基层公务员,那你应该用同样的力度去支持社会化抚养,把犯罪家庭的孩子带到更适合成长的地方去,而不是把上一代的犯罪惩罚延伸到下一代。简单地说,现行的政审制度和社会化抚养有同样水平的合理性,而国家并没有建立同等规模的社会化抚养机构。无论你站在现行政审制度的哪一边,都应该要求国家尽早消除这个矛盾。
第二个支线逻辑,是限制犯罪家属进入公立机构会产生很多意外效果。
这里我想先回顾去年的479期节目《株连三代,承德防疫政策不是新发明》。到目前为止,用“承德”做关键词,这条视频还排在B站搜索列表的第一位。
479期节目的起因,是承德高新区为8月的疫情推出了额外的流行病调查政策,同时给不配合流行病调查人员加了三条额外惩罚。请静静再帮我读一遍:
- 涉疫人员是党员、领导干部亲属的,一同追究党员、领导干部管理不好亲属的政治责任。
- 涉疫人员是企业家的,列入银行黑名单,不得申请各类贷款。
- 涉疫人员是个人的,列入高新区个人失信记录黑名单,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不得参军、不得入党、不得报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
当时我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是公务员家庭争家产的好工具。普通人可以威胁公务员亲属放弃继承权,签署分家协议,否则就要公开抵制做核酸。
更进一步说,世界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既然基层政府要求公务员承担额外的义务,对自己的亲属负连带责任,就必然要默认公务员在自己的熟人社会当族长、当“乡贤”,可以替亲属做一些决定。很多县市搞拆迁的时候,派公务员回家去动员亲属朋友接受拆迁条件,实际上就利用了这种权利和义务。
古代的族长可以用私刑落实家法,今天的公务员族长只能通过分配利益建立权威。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亲属犯罪负责,结果就是平时公务员必然会对亲属分配一些法律之外的好处,用国家资源维护现代封建秩序。
所以,去年的节目就坚决反对政府要求公务员对亲属的行为负责,今天我也坚决反对考公务员和亲属的犯罪行为挂钩。现代社会不能鼓励封建化的团体出现。
第三个支线逻辑,是限制罪犯家属考公务员,很可能会增加治安隐患。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鼓励罪犯自首的,此外还有补充条款,就是直系亲属如果能劝说罪犯自首,甚至是代替罪犯去公安局报告罪行,也可以给法官提供轻判依据。但如果另一份文件规定罪犯家属要一起承担犯罪后果,而且是终身的就业限制,肯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掩盖亲属的犯罪行为。这里再次出现了文件精神相互冲突的问题。
第四个支线逻辑,是在很多情况下,犯罪家属和犯罪受害人重合,报复家属等于报复受害人。
我看到很多人支持现行政审制度,一个理由就是让别人想想受害人的感受。但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有多少比例的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如果家庭内部有犯罪记录就限制受害者就业,显然不合理。有人开玩笑说,私生子有继承权但不用担心亲属犯罪牵连,比婚内子女还舒坦,这暴露了制度最荒谬的一面。
四条支线逻辑讲完了,我并不指望能彻底否定现行政审制度,因为四个逻辑矛盾都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解决。
比如说,我借题发挥说社会化抚养,另一边完全可以说,局部社会化抚养就能解决问题。我说株连制度会制造封建权利,另一边可以说现在大多数职务只考察直系亲属,直系亲属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能算封建联系。至于说和自首制度的冲突,受害人和犯罪亲属重合的可能性,都可以归为小概率事件略过。
但是,我根本不会介意类似的争论,因为这不是今天节目的重点。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公务员考试能不能搞就业歧视,而是为什么公务员考试的就业歧视能够成为社会热点。
在市场经济秩序下,从长期来看,就业歧视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理由很简单,脱离经济依据的就业歧视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甚至企业承担的比例可能还要大一些。因为企业不会只歧视一个劳动者,必然是歧视一个群体。这说明就业歧视会导致企业缩小自己的招工范围,降低劳动力性价比,提高生产成本。
所以,能在市场规律下保留的就业歧视,往往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支撑。比如说建筑承包商、矿井和大多数军队单位公开拒绝女性应聘,原因是女性的体力不足以完成工作。还是有很多企业拒绝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倒不是轻视女性的工作能力,而是政府把生育补贴的压力都扔给企业了,企业不得不避免招人用不上的风险。这种就业歧视,严格来说不是歧视,而是企业的正常经营策略,我们不能指责企业只雇佣擅长工作的人。
真正的就业歧视,往往来自管理层的执念,脱离经济理由,坚决不用某个性别的人,某个地方的人,或者某个属相的人,玩某个游戏的人,某个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来说,这些歧视都会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同时降低同行的用工成本。很快竞争对手就会用更低的报价来打脸,来抢市场,甚至打败歧视企业。就业歧视也就自然消失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公务员和其他公立机构审查应聘者的时候,用亲属犯罪行为做一票否决,这个判断到底有没有经济学依据。如果有,我们应该拿数据出来证明。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回答为什么歧视行为没有被淘汰,反而逐渐加强。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是纳税人,是公立机构的老板。每个来应聘公务员的人,都打算从我们的口袋里拿工资;每个得到公务员职位的人,都会在今后几十年增加我们的税收负担。所以哪怕你和亲属永远都不考公务员,也必须严肃考虑公务员招录的就业歧视成本问题。
其实前面的逻辑推导已经给出答案了。既然市场规律会慢慢消除大多数就业歧视。那公务员招聘的争议就证明公务员待遇有反市场规律的一面,所以不能通过自然竞争消除就业歧视。
政府和公立机构不是普通的企业,没有义务必须全面服从市场规律。但在这个问题上,普通公民既是出钱的雇主,又是潜在的应聘者,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招聘条件反市场规律,然后才能判断是否应该保留这些条件。
在公务员考试成为年轻人首选出路的今天,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公务员职位有哪些地方突破了市场规律,我总结成三点:
- 公务员的工资和隐形福利加起来,高于市场上类似工作的报酬,拉开了明显落差。
- 普通工作如果不缺合格应聘者,经营者往往会降薪,节约用工成本。而公务员的合格入选人员就算比岗位数量多几十倍,也不会降低待遇。
- 公务员提供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度。普通工作人员如果不求快速升迁,完全可以无视竞争压力,敷衍工作等退休。
在这3个条件下,公务员职位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福利。拿到福利的人都会感慨“上岸了”,带着优越感看那些还在市场经济潮水里面努力游泳的同学。
考试之前,选岗位的过程就有点像买彩票,笔试之后,面试更是要靠幸运值加分。可以说,公务员职位是有规律性,也有偶然性的福利,如果只允许一部分人来拿,必然会产生就业歧视争议。
反过来说,如果公务员招录遵循了市场规律,消除职位的福利性,在合格应聘者多的时候降低工资,就业歧视的争议就会立刻消失,至少也会收缩到肉眼看不见的水平。
消除公务员职位的福利性,这并不是难以想象的操作,因为公务员群体比我们更清楚市场规律。几乎每个单位都雇了一批按市场工资水平结算的临时工、编外人员,目的就是省钱。
而一个在岗的公务员不仅要消耗工资,更要消耗办公开支,有权力的公务员还会主动放大投资创造政绩。这些成本往往要比养人成本大几倍。如果我们能把公务员工资降低到市场水平,辞退过剩公务员就不会有多少怨言。我们可以节约下远远超过公务员工资的经费。
就算不大幅度降低待遇,起码我们可以放弃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现在的公务员终身雇佣制也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基于官僚惰性形成的惯例。我们必须突破官僚惯性,认真考虑是不是应该发N+1的工资送公务员另谋高就。比如说黑龙江人口马上要降到3000万以下了,现在还维持着110个县区编制。而甘肃省只有2500万人,也维持着八、九十个县区编制。如果能参照劳动法随时裁员,行政区划改革就消除了最大的人事阻力。
一旦给出了合理的工资和裁员模式,让公务员在同等工作强度下的报酬符合市场水平,普通人就不会太在意当公务员的机会了。能当公仆为人民服务当然好,没有这份机会也无所谓。比如说,前面提到矿工不要女人,军队很少招募女性,都不会引发就业歧视争议。偶尔社会新闻提到某个老板迷信神秘主义,不要某个属相的人,大家都当个笑话讲讲,甚至懒得认真批判。
所以,我说关注犯罪家属就业权利的人都跑偏了,眼里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核心矛盾是公务员职位包含了太多的的福利属性,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不是卡塔尔、阿联酋,还没有富裕到用公务员职位来发福利的地步,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让公务员招聘模式尊重效率原则,避免过度福利。这是消除网络争议的釜底抽薪方案。
之前督工你建议公务员加强流动性,很多人就担心这会导致地方领导随意开除自己不喜欢的下属,在决策和实践方面都搞成一言堂,用小利益集团垄断地方权力。督工你怎么看? 我建议大家回去看睡前消息466期,第一个话题是讨论各地抓“躺平干部”的做法。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做为一个公民,我是全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衣食父母,我交税养了这些人给我打工,当然不希望公务员“躺平”。所以我赞同各单位都应该对付懒洋洋的公务员,该降薪就降薪,该开除就开除。既然大多数人考编制的目的是“上岸”,就不能搞终身雇佣制和缺乏绩效的工资待遇。
但是,我反对通过收集无记名信息确定“躺平”名单。无论是用民主评议程序提名,还是靠匿名举报线索调查,都是管理上的反面案例。50年代“反右”已经证明这是最不靠谱的方案。
现在找躺平干部的的程序是用不记名的选举和举报提名,然后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来审查名单。显然正好避开了民主自由的优点,发扬了缺点。
正确的逻辑是让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自己指出躺平干部候选人,然后用无记名投票来评议,把考核指标拿出来,上级组织部门来审查。如果群众和上级组织部门认为单位领导提出的名单基本正确,那就落实,如果有明显偏差,比如说群众公认领导的亲信才是最躺平的,但是没被列入名单,那就换掉单位领导。
就算没有反躺平运动,平时也可以用类似程序来淘汰不合格的公务员。部门领导需要有能力威慑消极的公务员,但群众和普通公务员也应该有合理的程序制约单位领导。
现在公务员流动性的问题也适用类似的逻辑——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集团,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我们要尽量避免为我们打工的人形成永久性利益集团。如果公务员不能正常淘汰,那你不用担心其他利益集团问题了。因为整个公务员群体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个不会因为产业升级失败而损失发展机会的集团。
我建议公务员职位去福利化,建立常态化淘汰机制,就是为了让公务员群体也感受到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人民一起承受来自世界的竞争,否则不仅是人民利益受损失。公务员团体内部失去了淘汰机制,也必然只能用A4纸雕花的方式假装自己还在跟随社会进步,最终把年轻人搞成脱离时代的废品。
上一次批判公务员和公立机构的考选制度,还是去年460期节目。那一期的标题是《小镇做题家 批判自己才能改变世界》。当时你用王安石变法为例,指出学习传统科举制不是个好办法。必须削弱考试对公立机构招聘的决定性影响。很多观众反对,说压制公务员考试的权威性一定会复兴贵族制度。督工你怎么看?
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从隋唐时代开始搞了1000多年科举制度,皇帝用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管理国家,为什么历史书还是说中国社会和其他贵族社会一样,处于封建时代。
我们回头看科举制,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有一点很像,就是一轮考试定终身。考上了,你就是“士人”或者干部。不仅可以为国家工作,获得体面报酬,而且终身雇佣。更深层的规则承认,如果不公开犯错,考试之后的地位基本上只升不降。科举官员自己的子女再参加考试,通过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扶持,通过率明显高于平民子弟。
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种考试的性质,并不是测试能力,让政府雇佣到合适的人,而是用争议较小的程序,给一部分人赋予类似于贵族的“身份”,与皇族一起成为统治集团。
和纯粹的贵族政府相比,科举政府集权性更强,世袭程度更弱,对皇权稳定有利,但因为一轮考试就可以拿到永久性的统治集团身份,这依然是用考试制度模拟贵族制度。皇帝虽然是最终的考试主持者,但也不能越过这些考出来的文化贵族搞社会动员,必须和科举官员共享统治天下的好处,甚至让他们拿利益大头。对于这套规则,北宋宰相文彦博的总结最准确:
“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和贵族封建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科举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460期节目我说,当代人的思想不能比王安石还落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考试是用来测试能力的,不是用来授予终身制身份的。新中国一建国就给公务员的身份做了基本定义,官员是公仆,是人民服务员,所以我反对给公务员发放超额福利,反对给公务员授予终身制的身份。
王安石搞科举制改革,核心思想是让国家主导教育,而不是主导考试。要通过持续的教育,给官员赋予综合能力。而不是通过一个脱离事实的考试授予身份,让通过考试的公务员躲避竞争压力。当代年轻人喊“考公上岸”的声音越大,王安石改革的合理性就越强。
当然王安石的历史评价可以放下不说,但年轻人都为了逃避竞争而参加公务员考试,显然证明当代的公务员制度有问题,没有让公务员和全社会一起承受产业竞争的压力。
产业竞争的压力很恐怖,为产业升级积累投资很辛苦,但如果全社会都逃避这些压力,别的国家就会替你承受这份辛苦,然后在十几年后淘汰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上,产业升级是一个不需要选择也不能逃避的目标。所以我坚决反对全社会崇拜一考定终身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公务员考试必须摆脱科举制确定“身份”的封建传统,回归现代社会的普通职业。
另外,古代的科举制模拟贵族制度还能维持很久,一个原因就是考出来的文化贵族其实很少,对社会的压力不大。清朝三四亿人口,平时也就维持四五十万秀才,差不多是千里挑一。按比例换算,现在考上985大学热门专业,原地保研,也才摸到秀才身份的边缘。名校博士直接选调副处级干部,勉强相当于古代的落第举人。所以就算王安石改革失败,一考定终身的准贵族制度还是能维持到20世纪。
现代公务员数量远远多于古代秀才数量,从比例看,就算考试进了中央机构、省直机关,也不是“官”,而是基层小吏。而且从概率看,大多数公务员一辈子都是吏,不是官。让所有“吏”都拿到稳定的福利和身份,对社会影响就太大了,远远大于王安石反对的科举制。这个利益集团不仅阻碍产业升级,甚至会破坏社会稳定。所以我建议,尽快打破对公职机构考录制度的崇拜,尽量削弱单次考试能制造的身份特权。
就算你认为考试是唯一能测试公务员能力的工具,那起码也应该赞同加强考试密度,对已经入职的公务员3年一考,不断根据社会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考试内容,考不过就辞退,让年轻人进来替换。这才能适应不断产业升级的社会现实。如果只是企业的劳动力承受产业升级带来的变动压力,公立机构的雇员在对岸享受安全感,这个群体一定会拖累整个社会的进步,宁可阻碍发展也要保持自己的职位稳定。
最后我还是强调一下,至少在我中学阶段的历史书上,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是巴黎公社的后继者。而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很快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品,留下的正面经验并不多,远远少于教训。过去几十年,中国历史书介绍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总会提到巴黎公社薪金原则。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恩格斯的名作:《法兰西内战-导言》。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后来的很多著作,总结巴黎公社薪金原则就是一句话:“公务员的工资限额尽量相当于熟练工人”。无论用传统革命政权的标准衡量,还是用市场经济衡量,这条原则都有很强的合理性。
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也不是要用意识形态去否认管理学的复杂性。对于监督成本较高、自由裁量权较大的岗位,我完全赞同搞一定程度的“高薪养廉”。对于艰苦地区,对身体有损害的岗位,也完全可以提供终身津贴,让离职的公务员像离职军官一样,可以领逐月发放的退役金。
但我们必须说清楚,哪部分待遇是源于公仆的基本劳动,哪部分又是为了节约管理成本、为了补偿岗位特殊性的津贴。所有报酬都必须做到账目清晰,分类接受人民的评议,敢于和市场服务随时比价,这才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给公务员发工资。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务员考试,本质上是首先是公民为了提升社会生产效率而挑选雇员,公务员拿了我们的钱,应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但挑选雇员的模式,本身不需要保证公平。所以,无论怎么设计岗位回报,都不应该把公务员职位变成一种终身制福利。否则我们的管理逻辑又回到了宋朝皇帝的水平,用招兵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这样也许短期内能回避问题,长期来看必然会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
到目前为止,睡前消息节目的多数观众在B站,主要群体是20出头的学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这其中很多人会考虑去考公务员,当做自己的人生阶段性目标。所以,观众往往会对公务员考试有几种期待:
首先是希望考试足够重要,能做到一考定终身,让自己拿到特殊身份,享受终身待遇。 其次会希望考试具有神圣性,希望考试后拿到的身份不仅包含物质利益,文化上也具有特别的体面地位。
第三当然是希望竞争压力小,排除的潜在考试群体越多越好。
这几个因素叠加起来,可能会让一部分观众支持现有公务员考试制度,支持现有的政审惯例。
但是,我提醒各位。当下竞争压力大,你考不上的概率要更高一些。而无论是否参加考试,你都是为公务员发工资的人,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招聘当然要节约成本,也要让已经上岗的雇员体验竞争压力。否则这些雇来的人就不是仆人和帮手,而是纯粹的负担。 最后,本期节目总结为两句话:
只要公立机构的就业不是福利,就没人会在意公务员考试的政审细节。
只要我们能摆正自己的公民立场,就能让思想超越网络争辩,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公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20多岁年轻人最应该经历的成长过程。范进中举的故事放在语文教科书里,不是仅仅让你看个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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