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1年5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看27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五一期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张艺谋的新电影《悬崖之上》，督工你怎么评价这部谍战片？

《悬崖之上》是最近几年张艺谋最好的作品，作为一个要写影评的人，我无论如何都会去看。但我很后悔带我儿子去看这部 “抗日神剧”。

网上的影评都在夸《悬崖之上》制作精良，演员表演出彩，你为什么会说这是“抗日神剧”呢？

所谓“抗日神剧”，最基本的特征并不是制作粗糙，情节离奇，而是脱离历史。

具体来说，“抗日神剧”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忽视革命和社会的联系，只描述革命本身。重视革命本身的故事性，但忽视了产生革命的社会土壤。

第二个问题是突出展示个人英雄主义，但解释不清英雄主义的来源。

第三个问题，努力迎合现代观众，把现代生活要素强行塞进前现代的中国社会。

这三个问题，《悬崖之上》至少占了两个半，绝对称得上“抗日神剧”。

当然，按照通常的标准，“抗日神剧”的主要问题是胡编乱造。但我们不能假设编剧和导演都是白痴，那么多抗日神剧都搞玄幻情节，原因不在于编剧的逻辑混乱，而在于他们不得不用错误的历史观去描述真实的历史。错误的历史观描写了凭空产生的社会革命，塑造了无所不能的英雄，拔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最终还要让剧情和历史对接，去面对抗战八年灭不掉一个日本师团，1945年还要指望美军苏军来帮忙的悲剧现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漏洞无法用事实弥补，所以只能填充大量玄幻故事，这才是“抗日神剧”的生产逻辑。

至于说缺钱，洗钱，虽然也会影响影视产品的质量，但不是“抗日神剧”的主要原因。预算少，完全可以拍低成本室内剧，甚至可以话剧化，也可以讲很好的故事。现在那么多导演，无论钱多钱少，都绕不过玄幻剧情。去年的《八佰》和台湾的《梅花》，都是预算花不完的大片，但情节都完全脱离正常逻辑。这说明，历史观才是核心问题。《悬崖之上》终究也没有逃过“抗日神剧”的宿命。

当然，“抗日神剧”也不是不能看，《悬崖之上》开头也不错，但看到女特工抱着马桶呕吐，我忽然意识到，这又是一部把剧情限制在抽水马桶和电话覆盖范围之内的抗日电影。这未免有点太看不起现代观众的口味了。

我之前写文章，做视频都提到过，解放之前的旧中国，只有上海有一个半径几公里，覆盖几十万人口的城区完全进入工业时代，标准就是在日常步行半径内看不到农业社会。其他地区的人口，包括上海外围城区的人口，包括广州、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这些有租界和外国工业设施的地方，市民实际上都是在半工业化社会生活，离开几个核心街区和三四条商业街，立刻就要遇到农业时代的房子，遇到菜地，遇到农村集市，遇到那些农闲时候在城里打工，农忙时候就要回到农村的劳动力。大家可以去看语文课本上老舍写的剧本《茶馆》，在北京最核心的地段，裕泰茶馆还是非常依赖于直接向农村采购食品。这是非常典型的乡镇生活方式。

所以，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任何抗日运动都必然甩不开农业社会。哪怕是常驻上海的红色特工领导潘汉年，哪怕是军统上海站特工，一半以上的活动，必然依托于广阔的农村地区，而不是专心在城里搞事情，出了事也会第一时间想到去乡下隐蔽自己。但是，很多导演和编剧明明自己生在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中国，但缺乏历史视角，也不肯读书，总是编造一个现代故事，然后想办法对接抗战历史的某些元素，结果发现，如果想追求一点合理性，情节总是离不开旧上海的租界。（色戒）

《悬崖之上》的剧情发生在哈尔滨，好不容易离开上海了，但整个故事还是围绕着抽水马桶，私人汽车，干净的街道和豪华电影院进行。显然导演和编剧觉得这是东北殖民城市为自己准备的特色舞台，适合一个现代内核的故事。我看了电影之后，忍不住查了一点背景资料。

按照电影设定，四个特工跳伞回到哈尔滨，是为了接战俘王子阳。这是一个1934年从日本细菌工厂越狱的真实人物，1937年就参加抗联牺牲了。另外，伪满1938年底开始实施《米谷管理法》，全面管制粮食，1939年之后想在市面上随便买食品，到饭店随便吃大餐，没那么容易。所以，从基本的逻辑说，电影的剧情应该发生在1934到1935年。距离日本和英美关系恶化还有一段时间，市面上的美国商品，电影院里的美国电影也基本证明了时间。

这个时候的哈尔滨，作为铁路枢纽，被俄国和日本两个工业化国家先后投资建设，的确是一个工业化社会比较发达的中国城市。但是，毕竟殖民地城市不能和帝国主义的本土相比，哈尔滨当时到底有多少现代化生活要素，是可以数出来的。

1947年左右，解放军接管了哈尔滨市政，清点人口，差不多是76万。但这是一个刚刚膨胀过的数字。1932年日本占领哈尔滨的时候，哈尔滨只有46万人口，之后又经历了几轮工业投资，才达到二战末期的七八十万。四个特工潜入的1934年，日本统计哈尔滨人口只有50万，现代化要素应该也是二战末期的2/3左右。

1948年，哈尔滨市政府统计过全市房产，619万平方米。按照人口比例说，1935年也就是400万出头，从宽估计，全市有500万平方米房屋。现在同济大学几个校区加起来，房屋总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换句话说，1935年哈尔滨的建筑面积相当于两个半同济大学，其中一多半房子还是木架土墙的传统北方农村风格住宅。

电影里有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看起来闹鬼的一套独栋西式住宅，没人住，可以成为合理的特工潜伏据点。对于这个细节，我推荐大家去看80年代非常热的小说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王刚的成名作品。主角王一民租的房子，是带壁炉的俄式住宅，门上吊死过单身女人，但在房屋紧缺的哈尔滨，根本不会有人觉得租这样的房子有什么不妥。小说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场景是平安客栈，也是接近荒废的二层楼，除了租给妓女几个单间，其他基本上是10人一间的大通铺。电影剧组显然没法理解旧社会哈尔滨房屋的紧缺程度、

当然，当时的哈尔滨比现在几万人的大学城还是要大。因为东北地广人稀，铁路还没带动商业的时候，土地不值什么钱，几百万平方米的房子，配上的用地空间比今天同样的建筑要多几倍。白天看，从繁华的马路往两边走几分钟，就不再是楼房和整洁的街道，而是空地和传统中国民房。

晚上看，当时的哈尔滨就是一个总体上黑暗的城乡结合部，只有局部地区被城市灯光照亮。关于这方面的细节，第二章介绍了主角王一民接应另一个抗日小组之后的逃生路线，直接从火车站翻墙进铁路医院，里面主要是树木和石头，夹着几栋俄式小房子。王一民沿着这片黑暗区域走，几公里外南岗区摩托车的车灯都很清楚，被车灯晃一下，要很久才适应眼前的黑暗。电影里那个夜间灯火辉煌，几乎找不到黑暗死角的城市，显然不是1934年的哈尔滨，70年代的哈尔滨市政水平都未必够用。

另外，王一民这条逃生路线，还说明了特工在哈尔滨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一旦有任何暴露的迹象，就要快速逃离电灯的照明范围。想办法进入中国底层劳动力密集的老式住宅区，而不是在少数几条路灯照明的新式街道上等死。

《悬崖之上》的主角和配角都喜欢在平整的街道上飙车。或者顺手打个车摆脱追踪。但是，地方志写的很清楚，1934年哈尔滨的出租车是486台，最大的一个通用品牌是140辆美国雪佛莱，运行时速25公里。因为当时哈尔滨的所谓高级道路，不是沥青或者水泥，而是接缝非常明显的石块路面，次一级道路是碎石路面，两者加起来总共只有99万平方米，还凑不到一平方公里。如果想在石块路面上加速逃跑，油门踩不到一半，就会发现前面是坑坑洼洼的土路，速度必须降到自行车水平。在这种相当于今天县城的交通状态下，别说底层的特工不能随手搞到汽车，就算是你借助别人的汽车逃生，日伪警察也立刻能搞清楚车从哪里来，能去什么地方，正常的特工不会选择开汽车行动。

前面我说，抽水马桶这个细节让我看不下去。根据1949年的统计，哈尔滨全市几十万人，只有6个公共厕所，自来水厂每天供水2万吨，覆盖17%的人口。要是日本人知道中国特工离不开抽水马桶和干净的街道，那根本就不用到处抓人，只要坐下来用排除法一算，就能知道中国情报机关设在什么地方。

除了对历史背景不满，督工你对电影剧情有什么评价吗？

这里我给没看过电影的观众做一点小小的剧透，张艺谋拍了一部看不到日本人的抗日片。

我的家乡河北平泉市在长城之外，1933年就被日本占领了，被溥仪当国家元首的伪满洲国统治。我爷爷在日本教官的监视下读书，上课要说日语，不说就要挨打。所以，不用看历史书，我也能根据祖辈的描述，谈谈日占伪满时期的东北社会。

东北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移民过去的，主体是在关内活不下去的穷人，世家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很低。这些移民一到东北，就要和大大小小的土匪团伙打交道，最后其中最大的一伙土匪被招安，成了统治东北的奉系军阀。从情感和实际行政管理的角度说，当时的东北的确是一个和关内统一封建政权联系比较弱的地区。

日本人之所以一直惦记着控制东北，除了地理上接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中了这里缺乏传统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上有空白。所以，日本的殖民者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忠诚，同时通过工业化给底层提供就业，再加上日本本土大量移民，一定能把东北从中国彻底割裂出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以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想到，民族主义的基础恰恰是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而民族主义的直接诱发原因，就是现代社会内部的歧视。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一方面在东北投资工业，搞普及化的小学教育，另一方面又放不下帝国主义的架子，在各种方面歧视中国人。结果在体制内形成最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

比如说，就业方面，伪满洲国虽然搭了一个现代政府的架子，但每一级政府都是作为副手的日本顾问说了算，溥仪自己都讨厌日本人。消费方面，伪满洲国搞粮食管制，优质粮食供给日本人，就连溥仪的总理大臣张景惠也要去黑市买大米，1940年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加入了反日情报组织。教育方面，日本人建设的教育体系超出关内所有地区，但是在专业方面鼓励中国人学农，学轻工业，学商业，自己的移民学冶金，学机械，学军事，学行政管理，划出明显的差距。中国人一旦意识到日本人的专业规划潜规则，读书越多越反日。

日本在伪满首都长春搞了一所“建国大学”，每届招几十个学生，配几十个教授，6年学制，既教行政，也教军事，许诺每个学生出去都是“荐任官”，副县长起步，实际上几年就要提拔到省级的“简任官”。在这种核心统治机构里面，反日情绪还是控制不住，1942年清理反日组织，一次就抓了18人。

所以，日本人殖民东北几代人年，除了在除了甲午战争后就割让的大连关东州殖民能拉出少数本土知识分子，其他地区几乎找不到又能干，又忠诚的行政干部。只有那些脱离了底层社会，但又远离中国传统晋升渠道的黑道人物，才会真心给日本办事。比如说张作霖这种土匪，就是很好用的日本代理人，不想用的时候，杀起来也方便。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里，最直接的反派，哈尔滨警察科长葛明礼，就是一个旧时代的黑道流氓，主要的间谍常识来自于评书，下属也主要是一群流氓出身的打手。日本人并不是多喜欢葛明礼，但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只能让他出面干脏活，依靠毒品和金钱，维护一个情报网。稍微有一点技术含量的活，日本人都不信任他，都要日本官员带着宪兵甚至是野战部队出手。

这种现实，在张艺谋的电影里面完全被颠覆了。整个警察系统看不到一个日本人，倒是有一群受过教育，业务能力强，而且相当拼命的伪满特工。看到这个克格勃式的高效机构，我只能理解为张艺谋描绘了一个平行时空，溥仪带着清朝八旗子弟退到关外，先利用日本力量复辟，然后清洗了日本人，还发展了日本人和俄国留下的工业遗产，建立了强大的满洲政权。将来张艺谋如果还想拍续集，可以好好挖掘一下这个平行时空的故事。

很多人赞美《悬崖之上》的电影剧情细节，说演员开创了新的谍战片风格。督工你对情节怎么看。

前面说了，抗日神剧之所以是“神剧”，终极原因是脱离历史背景，迎合自己想象中的现代观众，制造一个和现实脱节的平行时空逻辑，然后再努力把现实历史故事塞进去。所以，无论导演怎么用心，也避免处处是漏洞。这部电影也一样，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乌特拉行动”的目标，居然是要揭露日本人的残酷性，到国联一类的国际组织去搞宣传。

东北的地下工作史料的确比较缺乏，但只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推断出东北地下工作的主线。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国，所以主战场是农村，城市工作主要是为山上抗联提供物资和情报，号召城市青年参加抗联。而不是浪费抗联游击队的力量，去调查日本残酷行为的证据。

30年代，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逐渐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不可避免，但彼此的阵营还不明确，美国还在给日本大量提供日本物资，只有苏联明确向中国政府提供了抗日援助。所以，苏联派来的特工，主要工作应该是配合苏军破坏重要战略，侦察一线战术目标。抗联主力最后退到苏联，被编成88旅，主要工作就是渗透日本的边境防线。周保中部下的大多数伤亡，就是1945年替苏军做战术侦察阶段产生的。

这些工作，再加上城市本身的社会工作，组织贫民争取权利，对可靠的知识分子介绍反帝国主义思想，就是东北城市特工的主要任务了。30年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休战期，各国都在倒计时准备总动员，普通宣传任务不值得苏联和中国浪费宝贵的潜伏力量。

《悬崖之上》的剧情是苏联派出最精锐的中国特工，动员山区游击队接应，要求哈尔滨本地潜伏组织配合，只为了接一个证人揭露日本人的残酷行为，这实际上是大大淡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残酷程度，用21世纪职场竞争的逻辑去讲历史故事。斯大林同志问教皇有几个师，意思是靠道德批判打不倒帝国主义。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日本细菌实验室逃出来的王子阳，没有被送到国际组织到处搞宣传，而是快速加入抗联，最后牺牲在山区，这才是抗日战争的正常逻辑。

电影脱离了这些历史背景，一定要给特工渗透哈尔滨的自杀性行为找一个合理性，当然会处处显得荒诞。比如说，导演不理解抗日的正义性来源，学习台湾电影，认为只有家仇才有国恨。所以要设定夫妻两个回哈尔滨工作，顾不上去接自己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但是，空投特工的时候，上级把夫妻分到两个组，保证他们任务失败的时候能坚决自杀，居然没想到派几个在哈尔滨无牵无挂的人过来，这明显就是补历史漏洞，结果制造了更多的不合理。所以，尽管张艺谋导演的摄影技术还过得，拍了很多唯美镜头，我还是要说，这部戏是抗日神剧。

当然，我也理解，每部电影都有它的时代限制。比如说前面说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在中苏分裂，中日官方友好的的背景下，很多情节明显被调整过了，加入了很多80年代的庸俗演义文化。但和张艺谋的电影相比，《夜幕下的哈尔滨》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历史人物原型身上找故事，情节再怎么处理，也不会太离谱。

这个人物，在小说里面叫王一民，现实中是鞍山市长李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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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民1909年生，读过中学，1930年入党正好赶上日本侵占东北，开始长期潜伏。他先在城里做职员，配合抗联工作，多次见过杨靖宇，也曾经送城里的学生去抗联参军。3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吉林支部多次有人叛变，几乎被捕。幸亏伪满警察厅里面有共产党卧底，把叛徒的口供传出来，李维民才逃到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李维民同时接受延安和莫斯科的指示，也上街搞宣传，还要在底层社会发展组织。最后省委领导被日本人抓走，他一个人穿越封锁线，去延安找上级，在日军入关的混乱中，走了一年多才到延安。

延安方面安排李维民接受培训，1941年，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李维民离开安全的延安，带着一个电台，一个报务员，回到东北收集战略情报。1944年报务员被捕，但没有供出李维民，他再次和上级断了联系。

1945年，苏联的坦克打败了关东军，李维民不等关内的八路军到达，自己带着电台当证据，找到苏军政委，接上关系，在吉林成立接管组织，办了一份刊物，叫人民日报，迎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

1947年，杜聿明的部队占领沈阳，李维民第三次进入潜伏状态，带着电台在沈阳建立情报站。解放后李维民是鞍山市长，管理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这样的生活，随便选一段翻拍，也比张艺谋的剧情精彩。这就是我不推荐《悬崖之上》的原因。

最后，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件事，政法委的微博长安网发了一张图，对比中国和印度两种不同的“点火”，中国是火箭点火发射空间站，印度是疫情严重，点火烧尸体。微博被一部分人批评，长安网很快自己删了微博，但是还是有人看到了。关于长安网发微博，删微博的行为，网民爆发了激烈争论，督工你怎么看

我读一段宪法。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从宪法精神来看，长安网作为政法委的代言人，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公开嘲讽印度人民的死亡，肯定不合适，应该删除检讨。但是，宪法第35条还规定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言论和活动是不一样的，如果普通公民不赞同长安网删帖检讨，也属于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在嘲笑印度的同时，最好还是想一想如果把印度换成中国，自己能否接受，想一想言论自由的价值和意义。天安门上左右两行字，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次的争论，和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相关，的确是一件应该留下网络记忆的典型案例。

好，271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272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