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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500期睡前消息,到今天为止,我们做一万期节目的小目标已经完成了5%,应该对自己的节目做一点小总结了。
一 不说正确的废话
正好最近很多观众提问,如何制作一款类似于“睡前消息”的资讯节目,甚至有人考虑用AI来分析睡前消息文案,总结我们的分析套路。作为一个服务业机构,用内容给观众添麻烦总是不好的。所以今天我就抢在AI前面,把睡前消息节目的制作套路公布出来,希望能对观众,对同行有所帮助。
最基本的制作套路,当然是解决赚钱吃饭问题。一期两期节目可以是做着玩,十期八期节目可以靠兴趣制作,但做到几百期节目,我们就必须考虑利用节目的影响力带货赚钱,否则我没有饭吃,同事没有饭吃,就连猫都没有猫粮可吃。
现在翠花吃的猫粮,就是她带货的样品,好吃不好吃,大家看吃相就能判断。如果各位观众家里有猫要吃饭,不妨到我的评论区看置顶评论,和翠花分享同样的口感。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总结往期节目的套路。
睡前消息节目做了500期,内容有比较硬核的,比如说解读论文,给观众介绍最新的科技突破;也有比较八卦的,比如说第一期就介绍了杰尼斯事务所的偶像产业链。至于说其他花样,比如说翻译外国网页,用搜索引擎做新闻合订本,画漫画、讲段子,隔几期就会循环一波,很多年纪大的观众还找我抱怨过,说节目形式不太严肃,希望能收敛一些。
但是,这些老观众还是坚持看下去了,因为以上列举的那些内容,并不是睡前消息的核心特色。我们最独特,也最有自信的内容,还是分析国内矛盾。
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在中国国内做视频节目,就要优先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
毛主席写文章的时候,中国还是旧社会,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主要反动力量,所以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要先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站在人民立场上,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分出明确的对错。现在解放几十年了,是新社会,理论上来说,主要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每个社会集团的诉求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这时候,需要讨论的就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各种诉求的优先程度,因为满足每种诉求都需要消耗社会资源,消耗政府财政收入,不可能同时做到。可以说,各种合理性之间在相互对抗,争夺优先分配资源的权利。
如果媒体不考虑整体的社会模型,只是在局部视角上,赞美每一个社会集团的诉求合理性,最后结论就是每项事情都要办,每个工程都要上,每种福利都要发,貌似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信息量为0。这种内容,我们睡前消息是不做的。有观众表扬我们,说睡前消息最大的优点是“从来不说正确的废话”,我看了之后,高兴地给翠花加了一把猫粮。
要想让节目有信息量,就要敢于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分析各种“正确”的事情哪些更“正确”一些,应该优先做,哪些不着急,可以先放一放。这种讨论不一定能找到最理想的结果,而且必然会引发争议,但只要能让人民正视问题,我们的节目就有价值,就会有人来看。
二 效率vs公平
督工,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析不同的话题,你认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内部矛盾是什么?
就中国当前的局势而言,在各种“正确”的诉求之间,最重要的一组矛盾,就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说起提高效率、产业升级,几乎不会有人反对。但是,现实的产业升级,必然是各行业不均衡升级,交替前进,不可能是所有人提升生产效率。哪怕是最理想的状态,也会有一部分人收入增长率更快,拉大贫富差距,客观上影响其他人的购买力。
比如说,因为工程学上的进步,汽车行业找到了新的生产模式,汽车产量翻倍,和汽车相关的行业的技术人员收入提高了,其他人得到了更廉价的汽车,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实际上,汽车产量增长的同时,其他消费品产量,尤其是服务业的供应并没有跟着汽车一起增长。汽车相关产业的收入提高,必然会导致这些人占有了更多的消费品,物价有轻微上涨。其他人如果不买汽车,短期内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下降。至于那些被淘汰行业的工作人员,更是直接承担了产业升级的降维打击。
公平问题也一样,就算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没有无代价的公平。因为任何普遍性的福利待遇都是要花钱的,而钱的主要来源,就是向企业收税,占用扩大生产的投资,实际上影响了效率。同时,普遍性的福利,必然会有 一部分发到本来有支付能力的人群手里。所以说,普遍性的福利,就必然减少用于提高生产力的资源,让本来买得起这些资源的人群免费使用。这就是损害效率。
现实的福利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会制订比较复杂的规则,比如说低保只发给穷人,一般不会让不缺钱的人拿到。但还有一些公平待遇,无论如何也是全民共享的,比如说法律惩罚罪犯,保护守法公民,比如说法律保护私人财产,都是全社会共享的福利。
对于这些普遍性的公平,法律自己就设定了成本控制方案,比如说,刑法第87条规定,对于没有立案的犯罪,如果刑期上限是5年,那5年之后就不能再追究了。如果刑期上限是十年,10年后也只能当它无事发生。
民法典188条规定,有期限的借款,在约定还款日期之后的三年,如果债权人不主张还钱,就算有借据,法院也不会帮你讨债 这说明,犯罪坐牢,欠债还钱虽然是有共识的公平规则,但执法的时候必须考虑成本,如果明显影响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那也只好不要这份公平。任何公平都是有成本有代价的,无条件的公平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和效率冲突。
前面几个例子,都是比较理想的模型,大多数情况下,社会提升效率,并不是一个行业简单地做技术改造;而社会给大多数人争取公平待遇,也没有欠债还钱那么自然。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远远比前面的几个例子更尖锐,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量和存量都很大。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但是现在的经济总量还不小,社会的发展大方向一定是更追求公平,重新分配现有的存量资源,达到一个更稳定的状态。典型例子是中国古代繁荣王朝的末期,人均土地下降,但又不能开启工业化升级,农民再努力,也很难获得经济增量,所以无论农民造反,还是军阀叛乱,客观上都是通过降低人口密度、重新分配土地产权建立新王朝的。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发展潜力很大,经济持续增长,但是本身一穷二白,没什么经济存量。大多数人就会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效率提升,不介意经济增量制造更大的的贫富差距。这就是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普遍现象。
现在的中国正好处于两种社会的中间形态。一方面之前由少数人引领的经济发展有一定成果,人民有了一些值得守护的家底,也对财富集中表示不满,比较期待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发展还在持续,有足够增量可以期待,通过投资提升效率的趋势也很强。两种思潮相互碰撞,都没有绝对优势,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效率和公平之间有最激烈的对抗。
三 分界线
但是,效率和公平之间也不只是对抗,还有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关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公平是通过普遍福利实现的,而一般来说,福利水平只能提升不能降低。如果不能提升生产效率,公平就没有基础。比如说,现在中国大多数县区级单位财政不能自给,中西部2000个县市,基本上要靠东南部700个县的补贴才能平衡。2021年中国收了1.4万亿个人所得税,10个城市交了一半。京沪深杭四个城市交了40%。这些所得税,中央拿走六成,大多数又拿到了内陆地区做转移支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151683722554691
反过来说,如果中央不在地域之间搞平衡,不收这些税,沿海发达地区也不可能享受整个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好处,维持不了世界最大工业区的地位。206期节目,我们分析过欧盟内部转移支付的力度, 2015年中国GDP是欧盟的60%,但是跨省转移支付5.5万亿人民币,折合6000亿欧元。而欧盟的跨国贸易补偿只有1800亿欧元,相对力度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所以欧盟落后国家始终不甘心做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市场,对法国德国轴心有很强的离心倾向,甚至连意大利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都不安心。
2022年的今天,我们看到四分五裂的欧洲重新向美国霸权低头,欧盟始终不能聚合成一个整体,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去年还是1.2,今年已经不到1了。对比案例说明了跨地区大规模重分配的价值——没有基本的公平,先进的经济部门也不能长期提高效率。
所以,当前中国最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分界线在哪里,以及怎样清晰地把线标出来,指导具体的经济决策。第56期节目,我提到浙江有两种县级单位,大多数平原县主要考核指标是经济,是GDP和人均收入,但在浙西山区水源地,大多数县的主要考核指标是环保和社会稳定,经济停滞也无所谓。这就是政策上的明确边界。
而睡前消息节目分析社会问题,主要套路也是找主要矛盾的转化边界,提醒观众,在边界的一侧应该优先用效率来设计政策,在另一侧更多地考虑公平。两方面的政策都不要随便越界。
我举个例子,睡前消息第一期第一个话题,是在这一轮教育改革刚冒头的时候,银川市禁止民办初中搞选拔。过去银川市优秀的民办初中拿出60%的名额考试录取,40%是就近招生,2019年夏天要求改成全部就近入学,理由是公平。与其同时,贵阳市修改了民办高中的招生规则,要求严格按分数入学。如果分数不够,就算愿意自己付很高的学费,也不能读高中,必须去中专技校。
我当时说,中考前后完全相反的规则,说明国家在教育领域定义了清晰的政策边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原则是公平,所以要搞就近入学。但是到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虽然还是以公立教育为主,但是侧重点转向效率,要用最低的选拔成本,挑选出各个水平的考生,进入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大学。
一旦确定了边界,套路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分析边界两侧是否准确落实了原则。 在义务教育阶段,为了追求公平,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强行拆散所有学校,重新搭配软件和硬件,保证教育资源均等化。但实际上,教育经费是以县区级行政单位为主筹集的,地区差别大,而且在县区内部也有天壤之别,优质公立教育资源明码标价出售,只是加了学区房做筹码,所以银川市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为了追求效率,就不应该阻止公民花钱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应该充分鼓励民办高中和民办补习班,所以贵阳市的政策也是有问题的。
更进一步说,国家可能在效率方面有更全面的考虑,避免青春期的孩子过度应试,影响了身体发育,所以在反择校之后,第二年又推出了反培训班政策。但是,只要义务教育的终点是区分度极高的中考,各个家庭就一定会把时间花在应付考试上。所以我后来又说,义务教育阶段,要兼顾公平和体育锻炼,就必须国家主动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在课后和假期强制安排体育锻炼。从后来的发展看,我的预测有一部分算是落实了,说明节目以“边界”为中心的制作套路有一定价值。
上面的例子,是针对国家已经设定好的教育边界做分析。更多的时候,效率和公平之间的边界并不像中考那样清晰可见,所以我们节目的套路还包括帮助观众理清思路,通过成本和伦理两方面的分析确定界限。
比如说,2019年10月的32期节目,分析贵州各地物价部门强制干预食品价格的问题,其中黔西县的羊肉粉,是从小碗9块大碗10块涨到了小碗10块大碗12。习水县的羊肉粉从小碗8块,大碗15块涨到了小碗9块,大碗19。我说地方政府这是多管闲事,因为羊肉粉并没有行业协会强迫店铺涨价,在牛羊肉涨价50%的背景下,强行限价既浪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浪费了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最后可能大家都没有米粉吃。
当时有很多观众反驳,说我不考虑民生,盲目崇拜市场规律,以底层人民的立场反对我的观点。这就是基于伦理的诉求。
我在33期节目回复了这几位观众,给他们看了2018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全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不到2万,其中食品烟酒合计5631元。如果估算婴儿少吃的部分被烟酒抵消,每人每天的饮食开支就是是15块4毛钱。这说明,早饭能吃10块钱上下羊肉粉的人,在2019年的中国属于中上阶层,享受了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早餐。
我找统计数据的论证方式就是在划边界,让观众知道自己吃的羊肉粉明显高于中国人早餐平均水平。所以,羊肉粉市场在边界的偏效率一侧,不适合用“公平”指标考核。国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用行政力量限制中高端早餐市场的价格。如果你用了我划边界的套路,一定也能找到类似的公开数据,得到差不多的结论。
四 真实的边界
我前面提到效率和公平的边界,经常会用“划”边界的说法,可能会制造一种误会,就是这条“边界”是虚拟的,只用来区分立法原则,现实中看不到摸不着。但既然边界的一侧是公平,在公平比较稀缺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让政府乃至全社会来制造一条有型边界,才能证明自己是文明社会。
比如说第39期节目,话题是2019年下半年最热的关键词——戒网瘾学校豫章书院。当时学生群体群情激奋,认为豫章书院是地狱,必须在道德上贬到底,在法律上用极刑。我对观众说,豫章书院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符合中国当前的习惯法或者潜规则。政府平时基本无视家长虐待子女,默认家长可以打孩子,所以也只好接受留守儿童的父母把打孩子的“权利”转移给戒网瘾学校。****
如果我们觉得豫章学院对青少年不公平,就必须理解豫章学院对某些家庭来说已经是“最不坏”的选择了。必须由国家出面,建立可以全面取代劣质家庭教育的社会化抚养制度,剥夺不合格父母的抚养权。才能避免青少年从一个地狱回到很多个地狱,从不公平的待遇转向更不公平的待遇。这个由国家建立的社会化抚养制度,下限就是公平的边界。
类似的道理也适合最低工资制度,只是立法禁止普通企业的工资低于某条线是没用的,反而可能导致企业减少不赚钱的岗位,增加失业。对于这些失业人口来说,无形的最低工资制度就是假公平。
如果国家认为简单劳动力的收入低于月薪2500明显破坏了社会公平,就应该建立一批国资工厂,保证每个愿意劳动的成年人都可以到这里找到月薪2500元的工作,规定才能有效。或者说,建立这样一个有形的就业底线,已经不需要法律再额外规定最低工资了。
至于说这样的国资工厂亏损怎么办,亏损就让政府掏钱补贴,全民承担成本,税收没钱就去找所有企业收税。就像前面说的,公平一定有代价,必须愿意在效率方面付出真金白银的损失,才能换到真实的公平。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公平都是靠一条现实边界维护的。在缺乏现实边界的地方,媒体的任务就是提醒社会,边界上是不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边界,我的媒体套路最后一步,就是看落实目标的组织形态是否合适。
一般来说,负责提高效率的组织必须能随时给自己动手术,切掉低效的部分,才能保持生命力。因为提高效率这种事情,不是想做成就做成的,必然是在频繁的试错中寻找最优发展路线。如果每次试错都留下一个裁不掉的团队,再有活力的组织也会被拖垮。所以在边界的效率一侧,大多数任务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机制。反过来说,负责落实公平的组织主要目标是花钱,做已经确定的事情,稳定可靠最重要,宁可做一些经济上不合算的事情,这就比较适合政府和事业单位来执行。
简单地说,搞效率靠企业,落实公平靠政府,这个分类应该算是社会共识了。但在现实中,很多事情因为技术和习惯原因,没有办法这么简单地切分。
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企业,尤其是国企强调自己做事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社会责任做公益。比如说铁路总公司说某条线路长期亏损运行,完全是因为沿途的居民出行方便,才维持几列绿皮车天天运行,一个人只收几块钱的票钱。而春运期间不提高票价,更是让利于民。移动、联通公司和电力公司会说,在中西部很多地方铺设网络,不是因为有足够的用户,而是为了落实政府规划。在就业困难的时候,国企会主动或者被动表示,增加招聘数量,替政府分担就业压力。
这些企业对稳定社会的贡献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还有更好的落实方式。因为企业的本分是赚钱缴税,国企拿了全国人民的资本去经营,更有义务看好全国人民的钱,避免损失。如果做公益的钱和经营企业的混在一起,经营效益考核指标就失效了,容易导致国企领导花掉某些不该花的钱,还能掩盖自己经营效率低的事实。甚至企业还可以拿公益事业亏损做理由,逃避税收,找政府要额外的贷款,绑架经济。之前的港珠澳大桥,西部亏损的政府融资平台,都曾经用“拉动经济、增加就业”的理由回避亏损话题,解释自己占用社会资源的原因。
反过来说,如果政府自己不出钱,向企业施加压力就能搞建设,稳定本地社会,就很难阻止政府滥用这份权利刷政绩,透支企业资金。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和亏损企业就是这样结成联盟的,一起搞国家贷款,拼命上没有效益的项目,最终差点把整个国企体系拖垮。
所以,我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就切分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公益任务。企业就是企业,就算是国企,也是要赚钱的企业,必须按照经济规律经营,没钱赚的地方不能强迫企业做事。至于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或者是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问题,如果政府从公平角度出发认为必须做,那就应该用税收成立一个公平基金,向企业购买服务,买到基础设施覆盖率符合政府要求为止。这个公平基金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有形边界。
比如说,企业不愿意在某个地方设基站,政府认为有必要,就一个基站补贴企业几十万,随着补贴数字提升,总会有企业乐意去做。如果铁路总公司从经济角度要停掉某条偏远线路的客运,政府认为不能停,就由公平基金出钱,规定这条线路上卖一张票,政府补贴2倍、3倍的票款,总能增加到企业愿意保持通车的地步。就业问题也一样,政府觉得社会不稳定,也应该让公平基金出钱去增加岗位。
这样,一方面企业的账目清晰,给国家赚了多少钱,交了多少税,占用贷款有没有产生足够效益,清清楚楚。另一方面,政府做事的成本也清晰,为了保证基本福利,花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明明白白,提高了决策自由度——如果各级人大觉得政府公平基金花钱太多,做事太少,那就可以考虑两种方案,或者是降低福利标准,减轻负担。或者是和受益人口商量,公平基金拨款补贴你们搬家,搬到有基础设施的地方,免得年年都要补贴,90%以上人口赞同就动手。这和拆迁老小区,做城区改造是一回事。
从硬件上说,现在政府就可以算账做类似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搬迁的决策权在政府,搞公益的责任在企业,权责分离,所以能替全国人民省钱的事情做不出来。睡前消息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讲清楚要做的事情在边界哪一侧,适合什么样的机构来做。给全国人民省点钱。
五 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
说到这里,睡前消息节目的主要制作模式介绍完了,我可以用一张图表示自己的固定套路。
首先,我判断社会事件是否包含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主要矛盾。
如果不是,另外分析做科普。
如果是,就进入下一步,探讨这个领域是否存在“公平底线”的共识。
如果缺乏公认的底线,就从成本和伦理两个角度探讨合理的底线。
如果已经有公认底线,就把这条底线明确划出来,涂上反光漆,让所有人看清楚。
最后,我们可以判断需要分析的社会事件处于底线哪一侧。
如果在“效率”一侧,就用效益指标做判断,看看是否提高了全社会生产力,建议交给企业化机构运营。
如果在“公平”一侧,就用保障底线的福利指标做判断,看看是不是落实基本的人道主义,建议交给公立机构运营。
有了这样一张图,只要各位拿出职业精神,就能复制类似于睡前消息的自媒体节目。但反过来说,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在这个生态位上做得还不错,工作流程透明可靠,也不妨支持我们的节目,到评论区的链接看看,给自家猫带点口粮。
我手上的无糖雪碧也是带货样品,让我在解渴过瘾的同时,能控制体重,守住疫情期间降下来的腰围。如果有爱好碳酸饮料的观众想控制一下糖分摄入,也可以到评论区照顾我的生意,到置顶评论买两箱。
回到节目内容。如果觉得上面那张图还是复杂,那就把本期节目简化成一个关键词,“边界”——找到效率和公平之间的那条边界,确定正在探讨的问题在界限的哪一边。
无论有没有睡前消息,中国社会都存在一条边界,两侧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但是很多人不愿面对这条边界,总希望能同时解决公平效率两个问题。既要人类的全面发展,又要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是当前舆论混乱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也理解这些人的心态,因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定义,就是用发达的生产力支持人类的自由发展。作为一个资深少先队员,作为共产主义教育背景下长大的爱国中年,我也认为两个目标都值得追求,最好能合二为一。
但再美好的目标,也是要回到现实社会来实现。眼下我们距离共产主义还很远,还要在社会主义时代摸索很长时间,所以不太可能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现实策略是只能效率和公平两条腿轮流走路,一步步靠近共产主义。如果急着把两个目标合并,反而容易导致少数人混水摸鱼,拖慢前进的速度。
所以,睡前消息节目的主要套路,就是划清楚现阶段的社会事件边界,讲清楚效率和公平两条腿各自的任务,讨论在不同的路上先迈哪一只脚的问题,避免扯皮,避免一只脚都迈不出去的最坏结果。
六 万里长征第一步
最后补充几句我的个人观点。虽然说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要用明确的界限来评价每一个具体政策,但我们对国家的历史坐标还是应该有一个概括性的判断,确定总体政策的偏向。
前面我做过一个定性分析,经济存量大,增量少的时候,变化趋势就要偏向“公平”。潜在增量多,存量少的时候,就偏“效率”。眼下的中国,存量和增量之间有激烈对抗,但大多数所谓“存量”,也只是过去十几年新出现的“增量”。而从新科技革命的趋势看,未来几十年还有很大的潜在增量,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期待自己有生之年体会到生产力进步带来的颠覆性生活。所以,我认为,在效率和公平相互对抗的时候,政策还是应该稍微偏向效率一侧。
我用近期争议比较大的476期节目当例子。
当时我说,四川干旱高温是罕见的自然灾害。受灾的时候,就不宜把公平底线划得太高,先集中力量保证“不死人”就好。所以政府应该集中电力,在少数公共建筑或者地下车库集中提供纳凉空间,像震后避难一样把弱势群体集中起来,提供干净的饮食和比较凉爽的室温。
在保证了底线公平之后,就应该认识到,受灾期间,每个家庭随意开空调是远远超出底线的个性消费,不应该用政府力量去担保。在一多半四川农村家庭还没有空调的背景下,用政府力量担保每个家庭随便开空调,那是用全社会紧缺的资源,去保少数人。如果少数人坚持要每家每户开空调,就应该让这些人按效率原则办事,享受纯正的市场经济,和工业企业竞价买电,谁出钱多就优先用电。
当时我还提到两个事实:
一是电网要在干旱高温季稳定供电,平时就要建设过剩的输入输出能力。这些设备的维护经费,靠民用电那点利润是养不起的,必须有发达的工业才能平摊成本。所以在不死人的前提下,四川还是应该想办法保工业,保订单,保住稳定的产业链,将来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吹空调。
第二个事实,是全国的空调装机数量,尤其是农村空调数量,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按照增长率倒推回20年前,大多数家庭没有空调,根本不认为吹空调是生活必需品,也习惯了夏天的经常性停电。这次旱灾,很多人哭喊着没有空调活不下去,说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快,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希望空调的增长趋势能持续,如果我们希望供电更稳定,将来真的能把空调提高到吃饭喝水的地位,就必须优先保住工业经济,按效率原则办事。
1949年建国前夕,毛主席对新中国有一个基本定性: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用前面的套路来描述,就是毛主席提醒新中国要更多地注意增量,不要因为存量得意忘形,不要因为存量就放弃了艰苦奋斗作风,更不要盲目放弃追求效率。我们还没有到可以忽视增量,专心谈存量公平的阶段。
我认为,毛主席对新中国的定性,可以再用上一个世纪。所以,在效率和公平的边界相对模糊,或者有一定活动空间的时候,我会倾向于政策更多地考虑效率问题,只保证底限的公平。
也许很多观众不喜欢我的套路,更不喜欢我个人的偏向,但我还是遵守几十年前的教育原则,不屑于掩饰自己的观点,随时把个人的方法论展示出来接受批判。这就是过去500期睡前消息的基本原则,也是本期节目的主题内容。希望观众能继续在批判中收看睡前消息。
第500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也再次提醒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评论区看看我们带货的商品,给我们的节目提供一点物质赞助。
未来几个月睡前消息将尝试新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为了早一点到达一万期的小目标,我们初步计划增加每周期数,提高更新频率,节目将在在所有视频平台同步发出。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一起营造行业生态,一起来描述新中国的未来。我们501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