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4期睡前消息。今天是国庆日。我们暂时放下新闻,聊聊和国庆相关的话题。静静,你的国庆记忆从什么时间开始?
(应该是1999年?)
我是1981年生人,我对国庆节的记忆从35周年开始。1984年国庆有大规模游行和阅兵,而且正好赶上中国家庭开始购买电视,普通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国庆是一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一直到我1986年上小学,甚至到90年代初,各种作文范文说起国庆,还在回忆1984年的阅兵和游行。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国庆纪念,一般会有一大批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人出席,而且为数不少。1984年阅兵的领导人,在1949年已经是国家领导人;1984年指挥阅兵的将军,在1949年也是高级军官。可以说,那时候的国庆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建国一代主导的,历史和记忆是一回事。
建国70周年和35周年不一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对1949年没有直接记忆。按照中国史学的归类方法,新中国成立的历史,逐渐从“所见世”变成“所闻世”,将来还会变成“所传闻世”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本来有丰富内涵的事件,被压缩成一个简单的符号。
但是,新中国成立的很多细节,对我们的生活还有巨大影响,它还没有到可以符号化的时候。所以,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解放前后的基本事实,解释几个常见概念。
督工你要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想先分析我们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词组,我想说说词组内部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是1949年10月1日,往前倒退三个星期,9月7日,周恩来对全体政协代表有一个报告。
周恩来说, “民国”两个字包含了共和的意思,中华民国的准确含义是“中华共和国”。现在打算把“人民民主”四个字放到“中华”和“共和国”之间,强调我们是真正的普选制国家。中国公民将来要人人投票,选出人民代表大会,替换掉现在这个没经过普选的政协会议。但是,因为“民主”、“共和”这两个概念重复,所以打算省略掉“民主”,只说“人民”。
9月22日,董必武到政协做报告,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又讲了一遍国名的含义。董必武说,开始考虑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人民”的意思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两个字有重复。 也建议“人民民主”四个字缩成“人民”两个字。
到这个时候,国名已经确定了,“中华民国”扩展成“中华共和国”,再把“人民”两个字插在中间做定语。9月末,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基本形成,政协大多数成员和毛主席都看过了初稿。第一条规定,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在这之前,人民币已经开始印刷了,底部标注的时间还用习惯简称,中华民国38年。
9月26日,最后开会讨论共同纲领细节,,几个在辛亥革命之前地位就很高的政协代表提出异议,比如说周善培、沈钧儒、司徒美堂。他们认为,虽然中华民国本身也是革命的产物,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民国的名声已经被蒋介石这些人破坏了,不是一份好遗产,应该直接去掉。因为这些老代表的抗议,27号政协主席团决定删掉中华民国的简称,这时离建国还有不到100个小时。
从这些资料来看,国名可以分解成三部分。“中华”两个字,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发明的“中华民族”概念,覆盖所有本土居民。 “人民”两个字说明我们是不受资本控制的普选制国家。“共和国”是继承孙中山精神的民权政体。所以,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那个国家,被我们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首都会定在北京?
这个问题的理由很复杂,和建国初期的军事环境、外交环境都有关系。但是,从技术角度看,新中国要建设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为了保证行政效率,首都最好设在现代交通网的中心。1949年全国只有5万辆旧汽车,铁路网的结构,基本上决定了首都的位置。
建国前一段时间,东北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铁路网最完整,占中国的一半;关内是好几个帝国主义争夺的地区,铁路网密度小,加起来和东北差不多,北京和天津就是铁路网和重工业的中心位置。
这个时候还没有治理海河,天津是大半个华北平原的下水道,被称为九河下梢,稍微一下雨就会发洪水,所以首都放在北京比较合适。
当然了,当时的南方也有其他优势。南方人口密集,有一个超级城市上海,虽然铁路少,长江上也没有大桥,但是有长江珠江两个内河航运网,新中国领导人大多数是南方人,对这些条件是了解的。
水运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台湾还没有解放,正好卡在南方海岸线的中间,而且国民党反动派的海空军比较强,到60年代还在抢劫大陆货船,长江和珠江的联系有问题。上海的发达程度虽然压倒全国,但是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轰炸上海,一天炸掉了全国8%的发电能力。所以,当时的首都不太可能设在南方,北京几乎是最合理的选择。
新中国要打倒国民党政权,为什么要在“国民党”后面加上“反动派”三个字?
这是新中国对旧中国大多数统治者的基本定性。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第一份中央政府公告,第一句就是“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
“反动派”这个词不应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道德品质还不错,甚至会拿自己的财富维持社会秩序,做一些好事。但是,他们代表的社会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他们维护的社会秩序阻碍大多数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是站在历史进步方向的反面,所以被称为反动派。
从对外的角度看,蒋介石集团占了长江口,和外国人控制的海关联合在一起,把关税和盐税作为最基础主要收入。这样一个集团,天生不在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发展,反而希望进口更多的外国工业品,收更多的关税。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就必须消灭这个政权。
从对内的一面看,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蒋介石集团就没有可靠的基层干部了,所以不能改造农村,反而要通过地主控制农村。所以他们虽然不喜欢地主,还是要找地主结盟,把中国的农业剩余拿去换外国工业品。农民要想生活有希望,也必须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
对内对外两方面放到一起说,蒋介石集团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反动派。这是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最严重的罪名,没有之一。所以新中国建国第一句话,就要表明我们是进步力量,是反动派的反面。
国民党除了“反动派”,还有什么派呢?
还有进步力量,当时已经在北京参加政协开会议了,他们的首领是李济深。虽然李济深也和共产党打过仗,1927年杀过很多共产党人,但后来也加入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盟,被承认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民革的代表。1949年李济深是新中国的副主席。
其他还有很多未必赞同革命,但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的派别,也在1949年的政协里面,还占据了很重要的职务。比如说黄炎培,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清楚,最大的诉求是积极发展工商业,扩大中产阶级。所以,他们最终发现和蒋介石集团不可能共存,跑到北京加入了政协会议。黄炎培还当了政务院副总理。这些人按照国旗上的阶级划分,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下面的两颗小星,是新中国从旧中国拉出来的进步力量。
不过,黄炎培这样的资产阶级委员,和司徒美堂那种江湖人士一样,都是旧时代的社团领袖,没有经过人民选举,也不一定支持整个革命。建国前之所以找他们开政协,是为了给旧中国举行一个葬礼,而不是要让他们长期管理新中国。前面我们分析过新中国的名称,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把中华民国的名字拆开,中间放进“人民”两个字。这两个字,落实到制度上,就是普选制的人民代表大会。
所以,虽然政协制定了一部代替宪法的共同纲领,但第12条明确规定:
“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
第13条补充: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954年,中国普选产生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就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了。
所以,1954年政府的变化,就是政协把权力交给人大对吗?
这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有政府结构的调整也很大。比如说,1954年之前,周恩来虽然是总理,但只是政务院总理。1954年之后,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务院总理。我们习惯上称呼周总理,这个“总理”,应该是国务院的总理。
政务院和国务院区别很大。1954年到现在的宪法都规定,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但政务院只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是政府首长,可以领导各个部。政务院总理只能“指导”各个部的工作,并不是政府首脑。
从公开文件来看,政务院公章,文字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公章,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和国家最高权利之间明显隔了一层。
第一届中央政府有一个主席,6个副主席,56个委员。高岗是副主席,周恩来是委员。1949年,周恩来当政务院总理,管理大多数部委;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管理差不多10个部,行政上不需要向政务院汇报。这说明当时的政务院权力不大。
1953年,中国内部举行了人大选举,对外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终于可以结束过渡时期了,所以1954年宪法取消了政务院,成立了管理一切内政的国务院。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到这个时候才稳定下来。
督工你前面反复用到“新中国”的概念,70年后回头看, “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定义是什么?
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新中国是一个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旧中国是一个阻碍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民消灭了旧中国,就是为了顺利地走向现代化社会。
但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因为社会不是一个人,不会因为换个想法就忽然改变发展方向。只有改变政治制度,进一步改变经济结构,才能给整个国家扭转方向。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斗争)”。
共产党总结旧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统治集团反动无能,和帝国主义或者地主阶级绑定在一起,维护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浪费了中国用来发展现代工商业的资源,所以要打解放战争推翻反动派。
但是,即便没有反动派,就算政协里面那些进步派别掌权,旧中国也不可能现代化,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继续让资产阶级搞剥削,最终还是要依附于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当年也是梦想着独立富强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比李济深黄炎培他们更反动,就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转不过弯,攒不下原始资本,只能一个投靠英美资本,一个投靠日本资本,殊途同归。
所以,必须发动群众,在落后国家动员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才能打败帝国主义,才能在落后世界100年的情况下搞建设。但是,要让群众拿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就不能说农民出力,资产阶级得好处,那样搞好了是个李自成,搞不好还是一个蒋介石。只有用社会主义道路说服群众,用土地革命证明自己的决心,才能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不给私人工商资本留发展空间;土地革命,就是不尊重封建土地权利。这两个制度是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过去几千年文明的基础。新中国两者都不要,说明这是一个和过去几千年完全割裂的文明,不是任何历史王朝的后继者。前几天俄罗斯拿出1949年的彩色视频,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俄文标题直接翻译过来是《天朝第二次诞生》,这说明俄罗斯在苏联的基础上倒退了,完全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新中国。
我们看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过程。新皇帝就算不认为自己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也会再往前找一个正统王朝,说自己得到了他们的天命。历代开国皇帝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抓住之前的皇帝搞禅让,或者去抢传国玉玺之类的宝贝,抢不到也要编一个出来。
新中国如果要玩这一套,可以有很多选择。20世纪中国有3个全国性政权,清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建国后,这三个政府理论上的后继者都在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是溥仪,在抚顺当战犯;北洋政府最后的元首是张作霖,儿子张学思在海军当校长;南京政府末代总统李宗仁最后也回到北京。
新中国对这三个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没有找任何一个人搞政权移交仪式,或者要什么宝贝。因为那都是旧中国的淘汰玩法,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文化,劳动阶级的新中国不需要他们提供合法性。如果一定要说传统,新中国更愿意说历代造反的农民是自己的前辈。我8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小学也有历史课,上册封面是古代史,陈胜吴广起义;下册是近现代史,井冈山红军,这才是新中国的历史观。
总而言之,1949年建国,不是换了一个朝代,也不仅仅是改变了发展方向,而是通过社会革命,颠覆了之前几千年的文明逻辑。所以我们说这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清朝到了最后几十年,人人都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找一个答案。最后果然来了一个颠覆3000年传统的新中国。
新中国发展了70年,时间已经很长了,如果要给这70年分成几个阶段,督工你会怎么分?
新中国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新中国的特征是快速发展,是往前看,所以,我想用中国人民的普遍梦想来给历史分期。
从1949年建国,到5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是当一个安全的农民,不用担心交不起税破产,不用担心儿子被抓去当壮丁,遇到灾害有政府救济,只要老老实实在家乡种地就能娶媳妇生娃。几千年来农民就这么点梦想,现在真的实现了,暂时再好的前途也可以不要。大家问问自己的长辈,肯定听说过很多50年代放弃出来工作的机会,坚决要回家种地的故事。当然过几年他们就后悔了。
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手里有了一套苏联转移的工业种子,小农经济也发展到了极限,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工农差距逐渐拉开,中国人的梦想开始变成当工人。一个月有几十块工资,还有粮票。
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学教育普及,青年工人要求更舒适的生活,更多的上升空间,下班时间还要听音乐看小说,具体来说就是技术工人的生活。回城知青如果只是在街道工厂里面拿几十块钱,是不会满意的。所以,除了军队大院之外,一般的国企也开始规划家属区,建设配套设施,搞系统内的技校。民间开始流传各种手抄本,8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潮也是这一代人发起的。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年轻人普遍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自己跳出自己的家乡,做一个体面的白领。1992年我读初中,发现高中部那边补习的风气非常可怕,很多人为了考一个普通专科,可以补习四五年,“八年抗战”是普遍现象。25岁左右隐瞒年龄考上专科师范,比中学毕业直接上班更符合梦想。
21世纪的主流需求就不用我多说了,高薪,管理宽松,假期多,有分红,简单概括下来就是高级白领,小业主。大家到相亲网站看看条件,就能看到那些平时不好意思对自己提的需求。
我这个分类很粗糙,70年分5个阶段,其实分成4个或者6个也可以。另外,由于国家发展不平衡,这些阶段并不是同步推广到全国的。70年代,某些缺水山区的农民,梦想还是嫁到不缺水的平川村子,过稳定的农业生活。90年代,离大下岗没几年了,还有很多人花钱买城市户口,进国企当合同工。
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家庭来说,每隔15年,年轻人的梦想就会更新一轮,这基本上是成立的。上一代人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生活,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就是基本设定,是要逃离的命运。50年代的农民希望安静地种地,到了70年代,虽然有了化肥和电泵,但他们的孩子还是希望进厂当工人。等到90年代下一代长大,肯定也不甘心像父辈那样在生产线上消耗青春。
考虑到由于教育和文化的进步,这种需求一点也不奇怪。但回顾这70年,每一代人的梦想在十几年后都落实了,这是最大的奇迹。虽然到时候我们还会有新一轮需求,还是不会满意,但社会的进步确实一直没停下,这就是新中国最大的成就,是革命带给我们的福利,也是我们对今后70年的预期。
好,今天的睡前消息到此结束,祝愿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感谢各位观众国庆假期的陪伴,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