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可免刑，英语退主科，“奇葩提案”并非笑话》
简介： 介绍有争议的人大政协提案，分析清华毕业生快速升迁问题。
封面：
“奇葩提案”
是个媒体问题
推文： “酒驾可免除刑事责任”，“英语退出主科”，“产假延长到3年”……每年春天，来自人大政协的各种“奇葩提案”都会成为热点新闻。今天，我要为几个“奇葩提案”说句话。因为这些新闻最大的荒诞性并不是提案本身，而是媒体的处理方式。
转发推文：督工延续了“税前消息”的风格，评价提案的好坏先看：“是否考虑成本”。
大家好，2021年3月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24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最近几天，新闻媒体报道了很多人大、政协委员的提案，一部分提案被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很大争议，比如说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建议，取消中小学英语的主科地位。
又比如说，著名的广东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调整酒驾入刑标准，避免过多使用刑法制裁酒驾。
督工你对这些提案怎么看？
首先我要批评一下很多媒体同行，很多提案看起来荒谬，原因并不是提案内容本身，而是编辑记者断章取义，既不分析具体内容，也不解释代表的提案逻辑，看到标题就开始炒作换流量，这个习惯很不好。
比如说朱列玉提出的减少刑法制裁酒驾的提案，
核心概念根本不是降低酒驾的处罚力度，而是说，刑法应该尽量使用量化标准，而不是定性判罚。现在所有的酒驾都要走刑事程序，公检法都要动起来，该走的程序都要走一遍，1/6的刑事案都在搞普通酒驾，处理其他正常的案件都要受影响了。
所以朱列玉建议，刑法直接划定一个“严重酒驾”标准，普通酒驾和醉驾扔给行政处罚，走快速程序，深度醉酒驾驶和酒驾事故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三年起。这是明显的增加处罚力度和威慑力，结果被媒体曲解，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是朱列玉要放松对酒驾的处罚，似乎这个朱列玉只会发脑残提案一样。
有人可能不信任朱列玉这个律师，觉得为钱打工的人不能谈法律。但是今年贵州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傅信平也来当人大代表了，提出了和朱列玉几乎一致的议案。他也用数据说话，说2019年全国法院审了32万个醉驾案子，几乎要没精力搞其他事情了。所以他建议修改刑法一百三十三条，把“醉酒驾驶机动车”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情节严重”。 能走行政处罚的尽量走行政处罚，有严重情节再按危害公共安全罪严肃起诉。
对于朱列玉和傅信平的提案，我相信很多人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人大代表地位虽然高，但程序上也是人民分选区选出来的，没有理由说每个提案我们都必须赞同。
但是，媒体至少不应该扭曲人大代表的提案方向，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不应该无视人大提案的合理量化理由。毕竟法院检察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如果被琐碎的酒驾问题缠住了，其他案件的处理效率必然会降低,甚至积压案件。迟到的正义虽然也算正义，但实际效果肯定是打折的。
如果你不同意这两位人大代表的提案，认为每一个醉驾甚至酒驾都要走全套司法程序，那至少要赞同加税，给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提供额外的拨款，增加更多的编制。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好事都有成本，现在人大代表站出来替我们考虑社会运行成本问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好事，成熟的公民不应该用冷嘲热讽对待他们。
另外，对于两个人大代表几乎相同的提案，目前社会的反应是一冷一热，对律师朱列玉冷嘲热讽，对傅信平的提案就比较平淡。这说明媒体和读者都会基于人大代表的其他身份，搞区别对待，体制内身份高一点，就可以不受嘲讽。但是朱列玉和傅信平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从法律上说，全国人大代表是中国最高权力的来源，是超越一切的重要身份。如果因为其他的身份就厚此薄彼，实际上是不尊重中国的国家权威。
另外一个撤销英语主科地位的政协委员提案，我看了一下，不完全赞同，但认为提案依然有价值。许进的政协提案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英语的应用范围并不广，对于绝大多数受教育人口来说，是纯粹的应试工具，直接改成八股文，也不影响选拔作用。二是翻译软件进步迅速，替代了很多的初级英语应用，普及型英语教学的意义已经很小了。
这两个点抓的非常准，虽然未必要因此一刀切废除英语的主科地位，但教育部门依然应该严肃对待提案。许进是政协委员，不是人大代表，他的提案就算通过，也不具备强制力，只是个建议，所以政协提案往往比人大提案尖锐一点，夸张一些。从这个角度看，许进是个合格的政协委员，如果政协的提案都像许进这么靠谱，我认为是好事。
真正值得警惕的提案，反而是那些貌似谁也不得罪的提案，比如说安徽人大代表李小莉建议春节假期延长到10天。
全国人大代表李小莉：建议春节假期从7天延长到10天左右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
山东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串联了50多个委员，联名提案要把教师节改到孔子诞辰9月28日，还要求各级学校在这一天祭祀孔子，诵读论语。，
还有吉林政协委员，康奈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建议，产假大幅度延长到3年甚至6年。
https://money.163.com/21/0308/08/G4I9UB1C00259DLP.html
这些提案的共同特点是只说好处，不说成本。既然不考虑成本，这些议案本身就否定了存在价值。比如说，如果只强调10天假期比7天好，那15天假期显然更好，100天也许才是最佳方案。相比之下，10天的方案就不值一提。如果纪念孔子就是好事，那孟子也来一个纪念日才合理，先秦诸子百家都来一遍更好。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方案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因为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延长假期，我们都知道，财富是劳动时间创造的，如果增加三天假期，至少要承认年收入要普遍下降1%以上。又比如说增加传统文化纪念日，全国学生的在校时间是每年几万亿财政收入支撑的，占用一天至少要付出上百亿的成本。所以，假期和纪念日都不能随便增加，3到6年的产假更是会彻底摧毁女性就业可能性。不考虑这些成本，貌似美好温柔的提案，就会表露出自己残酷甚至恐怖的一面。相比之下，廖昌永的提案就靠谱一点，最起码他知道，钱投给艺术，就要减少技术方面的投资，让其他人听了提案有一个权衡。
当然，到了人大和政协会场上，无论拿出来的提案有多少问题，都属于代表和委员的合法权利。对他们真正的制约只有两个来源，一是自己选区的公民、二是其他代表。
本选区的公民，应该把自己的观点拿给代表，要求他对选区负责，对公民意见负责。至于其他的代表，应该知道任何好事都有成本的常识，无论对方提出多么美好的方案，都必须意识到，成本是全国人民一起承担的，自己的选区也要多交一份税。所以，对于那些只说好处，不分析代价的议案，代表自己就应该群起而攻之，用民主程序否决掉。只有代表为了利益相互争辩，相互妥协，人民代表大会才能体现自己的优越性。
现在看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很多人来到会场，主要关注点不是分析问题，是展示地方特色，穿民族服饰走秀，甚至把家乡特产都拿来现场带货。就算开口论述问题，也往往都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少对其他人的议案发表评论，更不会直接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浪费了开全国性大会的作用，让少数争议提案显得特别突出。作为自媒体，我也希望关于人大提案的消息能尽量严肃一些。
“国宝”、火锅底料……代表委员的行李箱藏着啥“秘密”？凤凰网资讯_凤凰网
最后补充一条这几天被主流新闻场忽视的新闻。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上周接受采访，对一国两制表态。
她说：“‘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我认为说的是经济制度，金融开放的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EM8Q720514FGV8.html
我支持徐女士的观点，希望尽早能在香港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说下一条新闻。
督工，你的学长又要被提拔了。3月2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曾经是“中国最年轻市长”的80后选调生周森锋，即将结束神农架林区书记的职务，下一步将被任命为省级群团组织正厅级领导。他为什么提拔这么快？
从全国的类似案例看，周森锋的进步速度快，和他本科在同济大学读书关系不大，最关键的一步，是接下来到清华读硕士。2004年，湖北省襄樊市采用挂职锻炼的方式从清华引进人才，24岁的周森锋硕士毕业，直接担任市建委副主任，副处级。2009年，他29岁成为县级市宜城的市长。现在又是12年过去了，他才完成自己的第一个准厅级任期，调到省里当厅级干部，应该说后面的升迁速度比较合理，关键的区别在于硕士毕业的第一步。
除了湖北周森锋，今年其他地区也连续出现80后到厅级，85后到正处级实职的新闻，细看下来，大多数和清华北大的教育经历有关系。
比如说青海海东市平安区书记，80后的靳jin力升到副厅级，他和妻子都是清华大学博士。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区长宁文鑫，1985年的清华研究生。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区长王宇翔，1986年的清华研究生，。
前几天媒体报道这一批的清华研究生，标题直接说《4名“85后”县委书记，全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所以我说，到清华读研，明显提高了公务员在30岁之前的快速提拔概率。
https://new.qq.com/omn/20210219/20210219A068D900.html
从制度上说，这些清华毕业生的快速升迁可以找到依据吗？
这要从选调生制度说起。所谓选调生，是基层重点培养的应届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目标是给党政领导干部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提供高素质的后备人员。
这个制度起源于1965年6月，当时教育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关于分配一批高等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各地研究执行。当时的选调生地位非常高，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准备从这批文科学生选拔人才，接替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政领导。
接下来十年，年轻干部主要以社会运动的方式选拔，选调生制度也就暂时作废了。到了80年代，风向转回来，选调生制度重新启用，当时的非正式称呼是“第三梯队”。1980到1985年，中组部在全国选调了1.27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相当一部分赶上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中央精神，毕业三四年就当上副县长。
到了2000年，选调生制度逐步规范化。中组部发出文件，要求选调生考录以后，先分配到乡镇或街道工作，满2年优先提拔到乡镇领导班子，或调入县级以上机关。
2008年，中央提出新精神："坚持和完善选调生制度，精心挑选优秀大学生到基层艰苦岗位和复杂环境去锻炼"。选调生的主体不再是应届生，而是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村官。
到了2018年，选调生政策再次调整，要求选调生由省委组织部招录，到乡镇任职，工作分配到村，村级工作经历需满2年。从此大学生村官在实质上消失，只有编制在乡镇和街道的选调生。
最近十几年，选调生的人数逐渐增加，之前的1965年到2004年，一共只有7万选调生。2004年以后，每年全国大约招收 1 万名选调生。具体的数字虽然没有公布过，但是有学者估算，现在全国选调生总数约30万，占公务员队伍的4%。
4%的公务员都有选调生出身，但是85后县委书记几乎在清华读过书。
除了前面提到的周森锋等人，2011年，22岁的清华本科毕业生焦三牛，成为选调生半年，就在甘肃省武威市成为副县级干部。
这些清华毕业生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选调生数量达到每年一万人以上之后，已经不像1965年刚提出来的时候那么重要了。所以，选调生内部，还有“选调生的选调生”，只是一般不会明确公布规则。
按照组织部门的定义，选调生是国家从高校应届生中选拔干部，并不限定选调学校范围。只要符合基本条件，所有应届生都可以报名，而且各省组织选调，往往会优先考虑省内院校。
21世纪，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名校光环越来越明显，地方选调生制度出现了新模式：可以用临时规定把选调群体限定在某个范围内，比如说重点一本院校，甚至只针对特定几所名校招录，这是“定向选调”。现在一些省市区每年会专门分配100人上下的名额专门给清华北大。这就是“选调生中的选调生”。
选调生内部分层传统是从重庆市开始的。2009年，重庆市为改善全市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农村乡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明确提出从985高校定向选调300名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重点是清华、北大、人大三所大学。
清华立刻和重庆市委组织部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快速向重庆党政机关输送37名选调生，之后清华陆续与全国20几个省市区签署了类似协议。
这样来的定向选调生，升迁模式与其他选调生有明显差异。前面提到本科生焦三牛半年到副县级，背景就是2009年底，甘肃省与清华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向清华毕业生提供各种政策和条件。
2011年7月，焦三牛和其他13名清华选调生到甘肃武威市任职。同一年11月，甘肃省委组织部专门下发《关于做好清华大学选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明确清华选调博士、硕士一律统一安排到乡镇做副书记或副乡镇长。经过两年以上基层实践锻炼，博士可安排副处级职务。硕士可安排乡镇正职，表现突出的，还可以破格提拔。到了12月，本科生焦三牛跨越两级，考上武威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从科员跳到了副县级。有人质疑他违反《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没做到5年工龄和2年基层工作经验。当地政府回应他符合破格提拔的条件。不过，武威市委组织部长又补充了依据，说这不是对清华毕业生的特殊政策，对其他院校的人才也是完全开放的。
武威市组织部长这句话说的有点违心了，因为武威市有一个对全国公选领导干部的地方规则，明确规定了清华大学毕业、在武威市工作的人，不问工作年限，可以直接报考副县级；而其他211大学的毕业生，需要在武威市工作两年以上才有报考资格。
《公务员法》规定，入职的本科生一般定为科员，硕士生副科，博士生正科。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因为乡镇职级少，普通选调生定级很难落实，两年后能按级别得到领导岗位的很少，能顺利定级就不错了。
但是对于清华等名校新增计划的定向选调生，一般地方会另外出一个文件，强调要给级别，给领导岗位。比如说四川省规定：清华博士研究生3年试用期满、表现优秀提拔副处级，硕士生试用期间可挂副科级；本科生试用期满上副科级。
从实际落实看，辽宁盘锦市2012年选调10名清华毕业生，本科直接给副科级领导职务，硕士直接给正科级领导职务。博士由校方推荐到事业单位副处级岗位挂职锻炼。这些岗位包括市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在同一级别的职务中，实际权力和上升空间都是最大的。
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又搞了党政后备干部人才引进计划，要求名校、高学历。2013年，27岁的清华电气工程博士邵明松当上福建福安市副市长。2014年，27岁的清华生物博士李施军当龙海市副市长。28岁的清华土木博士王文晖当晋江市副市长。这已经完全抛开了选调生制度，是为清华博士定制的上升通道。
地方政府突破组织部的文件，拿出这么高的职务给清华等名校毕业生，目的是什么呢？
引进人才肯定是省市政府突破规则的核心理由。但地方政府也有一些更直接的动力。清华大学的确能给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项目。清华企业家协会代表团、清华科技园等都是为地方项目转换的平台。具体到当地的干部，党政机关和科研院所人员可以去清华大学进修培训，也可以与清华大学共同向国家申请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专项经费。
当然清华也会主动利用地方政府的这些需求。《经济观察报》2012年报道，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有一条宗旨：“为20年后，清华毕业生在国家重要的行业和领域成长为杰出人才进行战略性布点”。
http://www.sppm.tsinghua.edu.cn/xwzx/lbxw/26efe489382bd166013831232c760003.html
清华划定的9大重点引导行业包括重点高校、党政机关、重要军工企业、重要金融单位、三级甲等医院、省部级以上科研单位、重点国有企业、军队、主流新闻媒体。重点地区是北京之外，特别是西部、东北地区。可以说，地方政府用特殊政策和清华合作，是一个明显双方互利的行为。
督工你怎么评价清华等名校和地方政府这些突破正常程序的合作？
地方政府需要人才，需要项目，大学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具有影响力。这都是正常的诉求。但是，无论是招聘普通公务员，还是选调生，都让来应聘的人对职场，对待遇有清晰的预期，知道按什么规则竞争。
现在普通选调生的工资待遇和当地普通公务员都一致。但是清华这些名校的定向选调生除了提升快，还有额外的优待。比如说云南省面向清华定向选调生政策，试用期满，博士发15万安家费，硕士发10万。这对其他选调生的士气没有好处。
总的来说，我并不反对优秀人才快速提拔，选调生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优先提拔概念。但官员管理，最忌讳潜规则压倒明规则，地方规则压倒统一规则。国家有党政干部任用条例，有公务员法，组织部有关于选调生制度的文件。如果地方性指导文件如果总是打破上级的法规文件，破例制定新规则，法律的权威性就削弱了。要是像前面武威市组织部长那样，对普通公务员说大家机会均等，转过身去就给清华毕业生定做一套升迁规则，从长远来看，对整体工作效率更不利。
所以，我还是希望地方政府在统一的选调生框架内引进名校人才，用统一的政绩标准来确定升迁名单。如果政府担心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会埋没名校人才，首先应该考虑修改考核模式，而不是为名校毕业生定制额外的新规则。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现有的选拔体系贬值的时候，不去反思结构性问题，而是新建一套选拔体系，只会让原有的选拔体系贬值更快，新体系过几年也会跟着贬值。
最后，借着这个话题说一个特殊案例，全国体制内80后正厅级领导，除了政府里这些名校生之外，还有一个人值得注意，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到王所长，睡前消息230期我们介绍裴钢、饶毅和倒台的李红良之间争论学术规则的时候，就提到过她。
王延轶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院士的学生兼妻子，3年前就坐上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说舒红兵院士举贤不避亲，但是王延轶作为一个艺术生出身的生物研究者，所有重要成果，发论文都是舒红兵当通讯作者，学术独立性很成问题。如果舒红兵院士把她放在身边当高级助理，当然可以，但现在领导中科院的研究所，还是对公共卫生问题影响巨大的病毒研究所，最好还是顾忌一下影响。
好， 246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睡前消息视频节目每周二、五、日在各个视频平台播出，没有视频节目的日子，欢迎关注“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微信公号和微博，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