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3年11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看667期睡前消息。先解释一下周三更新的原因。

10月份，湖南台推出了原创历史短剧《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我把5集内容看完，在658期睡前消息做了评论。那一期32分钟的长度，现在B站播放量已经110万了。

当时我说。湖南台两个半小时的节目，不仅找不出可以夸奖的地方，甚至都找不到几处可以批评的地方，只是一场笑点分散的闹剧。

睡前消息团队有一条基本原则：避免凭空给出否定观点。如果说某件事办的不好，就要尽量给出一个相对好的案例。现实中并没有另一家电视台去拍马克思和孔子，所以我只能自己再做两期节目，证明湖南台的节目完全可以更靠谱一点。

另外，我对湖南台的节目，也不是完全批评。当时我说，湖南台做对了两件事，第一是请郭继承副教授领衔主持，第二是选了一个好主题。好的方面就要学习，让我邀请郭继承副教授比较难。但是，我很乐意把湖南台的标题接过来：《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不能用一部闹剧混过去。

我根据湖南台的内容，总结了三种可能的对话模式。第一种是马克思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孔子交流，昨天666期已经播出了。接下来我先说第二种对话——默认孔子代表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出面和马克思交流。

在对话之前，中国人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孔子能代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666期的观点：孔子热爱周礼分封制社会，但不满意周礼1.0体系的自我维护能力，所以为周礼设计了1.5版本。具体内容是要求中下层的“士”阶层用“礼”约束行为，进行自我训练，先做到精神上忠于体制，然后才是在现实中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

当代社会遇到动乱的时候，要是有人建议严格考证古代礼仪，用“礼”重建社会秩序，肯定会被批评单纯甚至是幼稚。孔子同时代的人，想法和我们也差不多。比如说，孔子本人很尊重的齐国大夫晏婴，就对孔子做出了很低的评价，劝说齐景公不要把儒学太当真，司马迁的史记复述了晏婴的原话。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所谓“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表明晏婴了解孔子和学生的身份，基本上出身底层贵族，没有资本也没有管理经验，君主不能投资他们的理想社会，

“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是说周礼落实到生活中，成本高，不适合普遍推广。

“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是认为孔子和学生有道德优越感，不适合当下属。这句话抓住了儒家改革的要点。孔子和学生来自“士”阶层，相信不需要上级贵族指导，也能自我训练，也能保持自己的贵族身份。所以晏婴这个上层贵族很看不惯。

还有第一句“滑稽而不可轨法”，就是说儒家擅长诡辩，搞道德批判厉害，不愿意接受量化的法律标准。这个判断非常符合晏婴的身份，晏婴是管仲的后继者，典型的法家学派贵族，在《史记》里和管仲共享一篇列传。所以他非常在意儒家是不是尊重法家改革。

法家的基本原则是人性本恶，要让下属干活，就得有规矩约束，违规要惩罚，遵守规则就有利益回报。只要下属给统治者带来的利益够多，超过统治者发出去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稳定结构。

从上一期的分析看，周朝前期的历史，不仅符合孔子的儒家意识形态，在利益分配方面也完全符合法家的管理逻辑：

周天子控制最强的武力，控制了青铜器贸易，所以有资格给所有贵族确定封地。诸侯通过亲戚关系，联系了全国的青铜器贸易，可以给忠心的下属继续分配封地和武器，所以是封国领袖。最底层的贵族“士”拿着金属武器，压制城外的土著农民，所以能强迫农民遵守井田制，上缴收获。在少数人垄断青铜器的特殊环境下，儒法两家没有任何分歧，都是维护上百个城邦的贵族政治。

铁器的出现，逐渐打破了青铜城邦秩序，礼崩乐坏，首先站出来维护等级制的是法家贵族，前面反复提到的管仲是法家的第一个代表。管仲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打破模糊人事管理惯例，给每个贵族或者说“国人”都指定明确的分工，比如军事、商业、手工业。

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自由择业的概念，分工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指派。但只要君主用分工，而不是亲戚关系来统治国家，就必然要制订绩效指标，公布成文法，形成稳定的奖惩预期。所以后代认为管仲是法家思想的始祖。更准确地说，管仲是最早从西周社会中提取法家原则，然后单独使用的人。晏婴嘲笑孔子和儒家，原因就是法家改革真的能让国家称霸。

管仲的齐国霸权很快被晋国取代。晋国落实法家原则，比齐国更彻底。管仲至少还是周王室的姬姓后代，被派到姜子牙的齐国打工，是西周宗法秩序的一部分。而晋国到了晋文公时期，甚至在高层都放弃了宗法原则，不让国君的亲戚掌握权力，而是根据功绩，在十几个外姓家族中选拔重要官员。这明显激发了贵族的积极性，让晋国成为春秋体系下的超级大国，能反过来保护周天子。

但到了孔子时代，各国的内乱证明，晏婴代表的法家单方面改革，并不能保证周礼秩序的稳定。上一期我介绍了“赵氏孤儿”故事的历史原貌，解释了晋国霸权从内部解体的原因——法家完全用利益制造积极性，要求下级完全服从上级，反而给中上层贵族提供了独立的机会。法家体系规模越大，内乱的概率就越高。形象一点说，就是纯粹的法家管理体系也许很“硬”，但是同时也很“脆”。

孔子看到法家体系的脆弱性，决定建立私学，用意识形态训练“贵族”，制造统治阶级自觉性。孔子希望底层的“士”意识到，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自己应该向整个体制效忠，而不仅仅是服从直接上级。一旦大多数的“士”接受了儒家意识形态，普通贵族自立门户的概率就小多了

如果我们把孔子的观点单独拿出来看，结论可能和晏婴差不多，儒家的管理方案太模糊，太虚幻，不适合用来管理国家。但如果让儒家思想和法家管理体系相互配合，就会产生1+1>2的效果，让统治集团对外扩张的同时，还能维护内部团结。

接下来几百年的历史证明，在铁器时代的新条件下，儒法结合是最稳定的国家制度。秦国单纯推动法家改革，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但也以最快的速度亡国，证明纯法家体制的确是又“硬”又“脆”。汉朝皇帝先恢复分封制，又恢复宗法制，利用儒家制定规则，把管理模式向儒家方向调整。来回调整了几个世纪，终于在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时代进入第一个平衡点。

对于这段历史，浙江大学社会系主任赵鼎新的说法最形象：儒家意识形态给法家体制增加“韧性”，法家体制给儒家思想添加“硬度”，最后形成强度最大的“儒法国家”结构。

有意思的是，就在“儒法国家”初步形成的西汉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批量生产钢的能力。和青铜比，生铁工具在硬度上已经不错了，但和法家体制一样，生铁韧性不足，很容易因为太脆而断裂。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各种学派都想寻求政治创业机会，快速测试，又快速失败。到西汉炒钢法出现之后，钢铁工具有硬度也有韧性，还更廉价，彻底取代了青铜工具。新的儒法国家也同步稳定了。生产关系或者说政治体制的变动，和生产工具的变动几乎同步。

接下来2000年，从汉朝到清朝，基本的生产工具没有变化，中国政治体制也始终是在儒法制度之间求平衡。从人事管理来说，各个统一王朝在硬件上是法家制度，用税收、司法和治安这些量化指标考核官吏，做得好才能升官；但软件上是儒家意识形态，官员不能公开违反儒家道德，太过分就要被踢出统治集团。这保证了上级不能用考核指标完全控制下级。

最有意思的是铁器时代后期的科举制度，考试程序本身严格到僵化，用不记名的方式打分，显然是法家管理模式——孔子的儒家学校并不鼓励考试做官。论语还专门有一句孔子的原话：“吾不试,故艺”。

但科举制度稳定之后，考试内容并不是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儒家意识形态论述，要求考生“代圣人立言”，考上之后再逐步练习管理技巧。这在效果上，也是让儒法思想相互平衡，保护政权稳定。

最近1000年，中国科举一共选拔了不到十万进士，平均每年100人上下。这些进士占据了多数高级官员位置，但是在清末革命之前，连一个主动造反的进士官员都找不到，证明儒法合流的科举制度非常适合铁器时代的统治集团，提供了很强的稳定性。具体观察每个朝代的人事制度，也能看到统治集团在儒法制度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大多数政权往往是从一个小型集团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军官和行政人员之间往往是亲戚朋友。这非常类似于西周时代贵族之间的宗法制度，政治和私人关系完全统一，符合周礼原则。所以在各个王朝早期，统治集团不需要儒家来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能在敌人的压力下团结和谐，一致对外。在这一阶段，比较稀缺的思想资源反而是法家分配利益的技术。

比如说，某一个家族或者军事单位的规模太大，就要稍微限制一下，分一部分力量给同事，彼此还能继续保持好关系。典型例子是赵匡胤找老朋友聊天，杯酒释兵权。

更聪明一点的官员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会主动在其他方面让步，避免老朋友之间不愉快。秦朝的王翦曾经指挥全国一半的野战军，萧何一度管理刘邦集团的全部后方地区，这两个人不缺钱也要主动贪污，降低自己的综合影响力，这都是法家的智慧。萧何是文法吏出身，典型的法家代表，统一王朝最合适的第一代宰相。

等到小集团征服全国，或者是和边界之外的对手进入了长期平衡状态，情况会反过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统治集团规模很大，不能再用私人关系维持团结，必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法律和行政惯例。这时候如果完全指望法律和利益维持稳定，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局部总有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地方，会有人因此对抗体制；二是每个官员都只关心自己的考核指标，对同事的失败毫不关心。

所以，对于稳定下来的大型统治集团，最稀缺的东西是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如果有人对抗体制，皇帝希望他的下属不要盲目跟随；如果某个官员惹了麻烦，皇帝希望他的同事在幸灾乐祸的同时，也能顾全大局，过来填补缺口。最起码，不能因为陈胜吴广带着几百人造反，就让整个大帝国陷入混乱。这是秦朝之后所有统一帝国都重视儒家思想的原因，它们都需要给法家官僚体系增加韧性。

总结一下上面的结论，就是统一王朝初期会重视法家制度，快速确定利益分配格局。但一旦局势稳定下来，统治集团就会主动提高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已经形成的法家官僚制度相互配合。两个阶段对比，显然是王朝初期法家主导的时间短，王朝稳定运行阶段比较长，宣传儒家思想的时间更多。所以我们回顾历史，会觉得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默认孔子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代表。

让孔子代表中国历史，我没什么意见。但我必须指出，很多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文化遗产的东西，比如说复杂的政府分工，比如说官员等级制，比如说用考试选拔官员，都是标准的法家文化遗产。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简单地用儒家来形容。哪怕在春秋时期，孔子的政治理想也处于儒法两派之间，只是更偏儒家一些。

比如说，从《论语》来看，除了管仲、晏婴，让孔子评价很高的法家官员，还有同时代的高级官员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官。在孔子的时代，郑国已经失去了强国的地位，而且被其他主要强国环绕，随时有变成强国战利品的危险。子产果断做出改革，承认所有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但必须丈量面积交税、服兵役，实际上废除了周礼的井田制和贵族军事制度。

另外子产还做了一件突破常规的事情，“铸刑书”，也就是制定成文法典，用金属纪念碑公布出来，谁也不能随便改。这直接挑战了周礼原则。

《礼记》有一句非常严厉的条款：

“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亲亲”、“尊尊”是典型的儒家立法原则，认为司法判决必须考虑双方地位和社会关系。子产的成文法典挑战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孔子批评。

过了20年，晋国的赵家，也就是上一期提到的赵氏孤儿的赵家，也用金属纪念碑公布了成文法，而且使用了新式的金属铁。这一次，孔子破口大骂，被左传记录下来，原话是“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郑国立法和晋国立法，最大的差别在于立法者的身份。子产不仅是郑国的执政官，还是郑穆公的孙子，典型的姬姓贵族，他来主持改革，孔子可以接受，甚至表达支持。

而晋国立法的人都是外姓的将军，不经过国君就立法，孔子认为是亡国的预兆。对比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只要法家保持对儒家宗法制的尊重；孔子也可以和法家改革相互妥协。后面2000年的儒法国家把孔子捧出来当代表，并不只是因为孔子坚持儒家思想，也因为他确实乐意和法家政策共存。

最近1000年，儒法国家成熟之后，儒家知识分子整理孔子思想，最推崇的一部经典，不是孔子自己的书，而是孔子后代子思写的《中庸》，科举考试几乎必考。《中庸》的书名就充满了妥协精神，第二十八章记录了孔子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观点。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结合孔子其他发言看，所谓“有位无德”，就是过于偏向法家思想；而有德无位，是过于偏向儒家思想，都不能单独设计制度。在儒法之间求平衡，才是理想的治国方案。

根据后代的考据，这段文字未必是孔子的原话。最起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应该是秦汉时代学者加进去的。但孔子是否真说过这段话，对后代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的中国人相信他说过，唐宋之后的中国人也认为《中庸》是最重要的经典。统治者喜欢用《中庸》提出的“慎独”精神训练士大夫，让他们越过自己的上级，支持整个体制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文化形象，只是一个顶着儒家道德的名字，具体发言很乐意和法家思想妥协，最终代表了2000年来儒法结合的国家体制。

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话题了。孔子代表之后几千年的儒法国家主流文化，和马克思交流会说点什么。

我认为，马克思和这样一个符号化的孔子反而没啥可说的，至少不会像人格化的孔子那样深入交流。因为到了19世纪马克思时代，类似于儒法国家的社会，在整个地球上已经不新鲜了。欧洲、中亚、印度甚至非洲都能找出类似的社会。从上千年的视角来看，这些铁器时代文明之间的共性大于差异，儒法平衡概念没有什么独特性。

比如说，欧洲军事贵族长期靠血缘关系和分封制来制造世俗权力的合法性，同时有一个相对官僚化的教会体系来平衡。蒙古贵族在扩张阶段对高级宗教兴趣不大，等到控制整个草原，打破了过去的部落体制，就会主动引入藏传佛教，安抚小贵族和普通牧民，给新的贵族体系提供合法性。也就连孔子最喜欢的宗法制和天子分封诸侯模式，也可以在第一个铁器国家赫梯找到样板，比周礼还早了好几个世纪。

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来说，这些外国同行是形象模糊的传说，对19世纪马克思来说，你们都是实验室里平等的样本，谁也别骄傲。所以，一旦孔子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化形象，给儒法国家的平衡性做代言人，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原文，就能送他一个套路性的评价。

马克思会说：孔子代表的儒法知识分子，在铁器时代早期，曾经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你们消灭了青铜时代的城邦边界，废除了人身依附性，打破了大贵族官学对知识的垄断，开垦了更广阔的土地，创造了一个更进步的时代。

但是，到了铁器时代末期，你们眼里还是只有土地的边界，看不到工商业可能创造的新机会，把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都用来维护现有秩序。你们甚至不承认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自己的财富同样重要，所以，一旦工业革命爆发，你们最多抵抗一两个世纪，就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投降的代表人物要上断头台，不自我批判的文化要进博物馆。孔子作为一个人很值得交朋友，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牌位，现在就可以直接砸掉了。

然后我们看湖南台提出的第三个话题，马克思会如何评价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优秀”是一个有时代性的概念。孔子的儒法结合概念，放到青铜时代末期很进步，放到铁器时代就完全过时。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优秀的部分，不仅不能用当时的标准，甚至不能用19世纪马克思时代的标准，必须站在21世纪来考虑问题。

好在我们和马克思时代还有很多共性，就是工业给生产力提供了持续的增量，也给普通人提供了参与产业升级的机会。如果以千年为单位观察历史，在人类走出地球或者改变自身形态之前，我们和马克思还大致处于同一个时代，可以用类似的标准评价传统文化的好坏。

标准也很简单：鼓励创造经济增量的文化，给普通人提供更多机会的文化，是好传统。消极保护存量，要求普通人无条件忠于现有秩序的文化，就是坏传统。

这样看来，湖南台挑选的传统文化代表，没有一个称得上优秀，马克思和现代人都看不上。如果必须寻找一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应该在传统社会寻找一些破坏性力量，或者至少是改革性力量。

比如说，孟子和齐宣王对话：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段话，后来被孙中山引用，用来论证三民主义的合理性、革命的合理性，尤其是反袁世凯当皇帝的合理性。他说，孟子的发言，证明中国古代有半个民权主义，有思想的前一半，缺少制度的后一半。所以，要继承传统文化，就要参考欧美先进社会，建立现代民权制度。

孙中山这段言论，是1923年1月底发表在上海的。当时共产国际特使越飞也在上海，天天和孙中山见面，讨论更新中国革命模式的问题，孙中山已经吸收了一部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以才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二分法批判。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小学的教科书也沿用了孙中山的思路。当时小学还有历史课，分上下两册。上册讲古代社会，封面是陈胜吴广起义；下册讲现代社会，封面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在当时的历史教材看来，帝王将相家史不值得细说，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古代社会相对优秀的文化。

虽然陈胜吴广造反了还是要当王侯，但他们起码剥掉了统治阶层的神秘主义，降低了未来开启新时代的难度。换到马克思来评价，陈胜吴广完全可以到拿破仑时代做军官，肯定比孔子或者其他儒家知识分子更值得交往。

说了这么多，最好的方式还是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场全国性起义太平天国，马克思同时做出了正反两面的评价。

马克思的正面评价，是对太平天国挑战古老秩序的勇气寄予希望：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的负面评价，是承认太平天国不能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机会

（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马克思说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太平天国的保守性是魔鬼的表现，那魔鬼本身就是在工业时代继续停滞的儒法社会文化。而魔鬼的代表，就是提供了古代统治阶级主流文化的孔子。所以，让马克思评价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还是了解了21世纪历史的马克思，都不适合让孔子再出面。

如果让我选一个人，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和马克思交流，我推荐大家去看看70年代的语文教科书，一篇来自南宋《容斋逸史》古文，现代标题是《方腊起义》。建议大家都去看原文，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

整篇文章是一份演讲稿，方腊请周围的底层工商业人口喝酒，中途向听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一个家庭内部，子弟卖力干活，父兄奢侈消费不像是好事。如果是普通人劳动，统治者浪费，你们甘心不甘心？

这个问题从伦理层面质疑了儒家意识形态，不承认皇帝天然的统治合法性。

第二个问题，统治集团不仅自己消费，还把我们的钱送到外国。外国统治者满意了，他们地位会更稳固；外国统治者不满意，还得我们去卖命，你们喜欢不喜欢？

这个问题已经接近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深度了，公民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就要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统治者不仅平时收税，最近还要粉饰太平，多收一笔钱造景观。这笔钱收起来没凭据，扰乱了市场预期。咱们都是工商业者，快吃不上饭了，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抵抗？

这个问题，在工商业阶层的立场上提出了纳税人的诉求，如果遇到地理大发现或者是工业革命，立刻就能给资产阶级共和国论证合法性。

方腊的三个问题综合起来，指责了统治阶级对内对外的无能，提倡了纳税人权利，还分析了服兵役和对外政策的关系，已经很接近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民族国家意识了。和真实的法国大革命领袖相比，方腊最缺的不是思想深度，而是工业和科技。因为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去落实他的政治规划，最后就算方腊的军队在军事上胜利，也只能复制上一代儒法国家的统治结构。

但无论如何，方腊的思想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半前置条件，给打破历史周期律展示了可能性，肯定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我希望现在的语文课本能重新收录《方腊起义》这篇经典古文，给不断变化的中国提供文化自信。

昨天666期和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让孔子的三种文化形象分别和马克思交流，主题内容到这里就讲完了。这一期主要还是用马克思的理论评判孔子，没有让孔子反过来评判马克思。理由上一期我讲过，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历史知识储备差距太大。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再量化比较一下。

从生产工具给社会分期，马克思回头看，至少能看到4.5个历史周期。

首先，在马克思中年，现代考古学已经和地质学结合，对石器时代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是马克思能接触的第一个历史周期。然后青铜文明，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再加上马克思晚年已经看到的电力时代，一共是4.5个。

对面的孔子就差多了，他生活的社会，虽然之前也经历过石器时代。但孔子缺乏考古学和人类学常识，只能通过神话去了解上古社会。孔子世家就提到，别人把大型化石送给孔子看，孔子认不出是动物痕迹，说是上古巨人。所以，孔子只能算是了解0.5个石器时代。

后面的青铜时代，孔子研究周礼文献，从兴盛看到衰落，是孔子唯一深入了解的完整时代。至于铁器时代，孔子开私学应对变化，同时又拒绝接受铁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也只能算是了解0.5个。

综合算下来，0.5+0.5+1，孔子身上有两个历史周期的知识储备，其中只有青铜时代一个完整周期，和马克思的4.5个时代差的太远。孔子甚至不能拿出两个完整周期总结历史变化规律。所以两个人对话，必然是马克思指导孔子，分析孔子的理论。

当代中国人比马克思又多经历1.5个时代，从电力时代一直看到信息时代，凭借更多的知识储备，我们对孔子，对传统文化应该有更多的俯视感。

所以我专门做了这两期节目，主题如果总结成一个词，就是“去神圣化”。虽然我只是个普通人，但拿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手术刀，历史上那些看似神秘的经典，看似无所不知的名人，都能被解剖，轻松分成几份容易理解的逻辑。

如果是分析历史人物本人，可能还有点复杂性，需要一点社会阅历才能将心比心。但如果是分析符号化的代表人物，只要把思想发展脉络和同时代的历史事件摆到一起，逻辑关系自然就出来了，比拆一只螃蟹还容易。

比如说，你想看孔子的思想，就应该去读先秦春秋时代的历史，读一遍《论语》。如果你想了解孔子热爱的生活，就要把孔子编辑的《诗经》当一部生活史来看。先抛开后代的复杂注解，把诗经的原文当做普通人的发言，想想自己会在什么情况下有类似的感慨，不难和孔子心意相通。在这个基础上，你去看后人对孔子的注解，对孔子的分析，就不会看一句，信一句，也会产生自己的观点。

又比如说，要看马克思的思想，也要找几本完整的原著去读，尤其是读马克思给报纸写的新闻稿，给朋友的书信。这些不刻意讲理论的文章，配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读，反而能更生动地展示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马克思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分析，这是马克思成年之后，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龄观察社会，能找到的最好的现代社会兴衰完整样本，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参考作用。如果只是看别人摘录的一两句话，很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解释带偏了。

但很遗憾，从湖南台的《当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短剧来看，当代中国所谓学者，别说俯视古代文化，连仰视古代文化都很难，还处于神化的阶段。所以只能请郭继承领衔，举办庸俗化的玄学仪式，制造古代鬼话，想欺骗一些平时不太读原著的观众。

对此我想借用毛主席晚年的两个建议，送给观众。

第一句是：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第二句是：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这个世道骗子太多，防不胜防，但好在文化骗子忙着捞钱，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所以自己稍微读一点书，就能抵抗大多数文化骗术。我前面顶着马克思的名字，说了不少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一定就正确。这里我也希望大家听毛主席的建议，学外语，读现代书，同时也读古书，读史书，免得也被我骗了。

最后，还是感谢郭继承副教授和湖南台的导演，如果不是他们提出《当马克思遇到孔夫子》的题目，就没有我这两期节目。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关系，这个话题，今年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被提出来。我希望观众多读书，多观察现实，以后能在同一个话题上，做出更准确的解释。中国的未来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667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持续更新，视频的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睡前人间”公众号，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更新。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