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178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9月份，贵州大方县被证实拖欠教师4.8亿工资，另外挪用3.4亿专项教育经费，受到全国舆论关注，这个长假之前，大方县换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新县委书记之前是贵州省委督查室主任，新县长之前是遵义市红花岗区区长，都是省里重点调配的干部。督工，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扭转大方县的局面？
在分析大方县问题之前，我说说我对贵州的直观认识。
贵州92.5%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只有贵阳附近相对平坦一点。但就算是贵阳，修机场的时候也要铲平十几个山头，填平四五条山谷，才修出一块长4公里，宽1公里的平地。贵州大多数地方，相邻几公里，往往就有几百米的高差，或者中间有山谷和山脉，交通和建设成本都非常高。
这种地方搞农业也不太合适，因为坡度太大，上下运输完全靠人力，到现在很多贵州居民日常生活还是要背个大背篓。降水虽然还可以，但坡度太大存不住水，反而容易制造洪水破坏农田。我在贵州经常听人说，某个地方到雨天容易滑坡；或者某个水泵坏了，十几公里范围内都要停水。
最近十几年，因为地方债和国家补贴资金，贵州的城市和交通干线进步很大，但一旦离开主要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就很差了。出了贵阳北站往西，人行通道都没有，要冒险走汽车隧道。贵阳市其他的地下通道，建设水准还不错，但是往往渗水、积水严重。这说明上级政府会给大项目拨建设资金，但是基层政府和企业没法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赚钱，所以维护和扩建的积极很差。
贵阳的很多商业区，一眼看过去，几十家旅店拥挤在公寓楼里，每层都是不同企业包下来挂名的类似酒店，沿街商铺全是餐饮，经济结构上完全面向外地游客，而不是本地中产阶级的消费力。这些迹象说明，贵阳虽然接收了很多投资，但是缺乏能从省外赚钱回来的大企业，造血能力不足。一旦投资下降，本地的经济和财政就容易出问题。下面的市县拿到的投资不如贵阳，如果没有特别知名的旅游景点，类似的矛盾肯定比贵阳更严重。大方县旅游资源不多，财政出问题，不一定是地方干部的错误，很可能是投资下降给财政制造了压力。
这次欠教师工资事件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贵州有个大方县，督工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大方县在贵阳西北方向，离四川很近，是一个西部少见的山区人口大县。2012年，大方县户籍上有104万人口，其中79万在农村，散居在县城之外的山区。2016年再统计，大方县常住人口只有65万，1/3的人在外地打工，但是剩下的人口还是不少。
中国14亿人口，两千多个县级单位，扣除几个大都市圈之后，普通县区的人口规模差不多50万左右。户籍人口百万的大县，全国只有100个左右，大部分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贵州只有四五个。
大方县所在的毕节市，是整个贵州人口最多的市，很多家庭还保持着多生散养的习惯，经常一家生四五个孩子。这次欠薪事件之前，毕节上次出全国性的大新闻，就是几个流浪儿童没人管，冬天在垃圾箱里点火取暖，一起缺氧死掉。我的家乡河北平泉市，前几年还是平泉县，面积和大方县差不多，山比大方县要少，人口只有大方县的一半。可以说大方县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山区县。
大方县和贵州大多数地区一样，修路难，维护更难。每年都有地质灾害破坏道路。付出巨大代价以后，修出来的路还是转弯急，道路窄，坡度大，司机经常要在上坡之前先加速，靠惯性爬坡。山地晚上经常起雾，冬天又湿又冷，路面容易结冰，很容易出交通事故。乡镇无论搞什么产业，交通成本都很高。
下面的乡镇很难发展经济，大方县城怎么样？
前面我们说过人口数据，104万户籍人口，79万在乡镇，虽然户籍和实际居住地不一定一致，但也说明，大方县城也没多少平地，必须在坡地上搞建设。当地最有名的贵阳一中金塔英才学校，就搞了一条非常夸张的阶梯广场。
大方县城整体上是个“L”型，面积不大，用一天时间就能步行走过每一条街道。街区之间的风格差异很大。县城的中央街道是大纳路，集中了大多数政府机关和银行网点。大纳路西侧的九驿大道和杜鹃大道是新城区，有很多新修的学校、楼盘和商场。大纳路东边的顺德路是老城区，住宅普遍更旧一些，街道也比较窄，但是夜市很热闹，比新区人气更旺。
市政设施方面，县城很多地方正在修人行道，新区的地下通道里面有不少积水，还没有照明，行人只能横穿马路，看来是烂尾工程。
从商业形态上看，城市中心主要是餐饮和娱乐，随着街道向南北两侧延伸，逐渐变成建材、小超市，再往外就是洗车修车，基本上为本地有工资的体制内就业人口服务。县城老街和北部有规模很大的小摊经济，专门做学生市场，尤其是给外地来县城寄宿读书的学生服务，说明当地的教育产业规模不小。体制内就业人口的工资靠国家拨款，学生的开支一半靠国家补贴，一半靠父母打工收入，都是有保证的现金流，所以这两块市场看起来很繁荣，很稳定。
县城还有一些围绕景区新修的商业设施，看起来就很冷清了。比如说县城有个历史景点是贵州宣慰府，宣慰府园区旁边有一条仿古的商业街，比旧城区更偏东，更高，平时几乎没人去，很多商铺都关门了。整个城市没有共享自行车，也几乎没有外卖骑手，这和山地地形不适合自行车也关系，但也说明流动人口很少。总的来说，大方县的市政建设肯定使用了不少外来资金，但是经济基本上只能靠本地的公务员和老师学生来提供消费。积极一点评价，这是一个充满民生气息的城市。但严厉一点评价，这是一个很难靠自己从外地赚到现金流的城市。
这几年大方县也在努力脱贫，一直宣传本地产业扶贫的成就。而且恒大公司这几年对口毕节搞扶贫，投了110亿搞产业扶贫，其中大方县就拿到了30亿。效果怎么样？
恒大搞扶贫，还是希望本地能出现一些特色产业，直接提高农民收入，所以重点是农村改造和农牧业。
恒大为了安置搬迁的贫困户，建了几十个“幸福村”，给贫困户建了两层八十平左右的住宅，还做了全套装修，配备了全套家具，极大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条件。为了给贫困户提供收入来源，恒大还在每个幸福村旁边都建了很多种植大棚，一个幸福村有二三十户人家，配备几十到一百多个大棚，这些大棚的产权也是归贫困户所有，如果别人用，每年每个大棚要给拥有产权的贫困户800块租金。
这些大棚的确明显降低了当地搞特色种植业的成本。农民只需要很小的投入，就可以赚到风险不大的现金收入。但是得到扶贫投资以后，村和村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有的村子人均只有一两个援建的大棚，但是村民都很积极找出路。承包的老板可以种一些高附加值的水果。也的有的村条件拿到一百多个大棚，但是来干活的都是外村人，本地的贫困户不想干活，只想收租金。收获季节，日结工资少则七八十，多的能超过200，但很多贫困户自己还是不干，承包大棚的人自己干不过来，还是要去其他村子雇人。导致这样的村子只能种劳动力需求比较低的圣女果。
另外，农民的现金收入，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钢架大棚的折旧。因为一个钢架大棚的成本要一万块，如果不能赚钱自己修理，过几年就不能用了。现在恒大已经把这些幸福村和大棚移交给政府管理，不再继续投入。有的大棚已经被风吹坏了，政府也没钱修复。那些靠低附加值种植业吃租金的贫困户，过几年未必能一直拿到租金。
恒大在贵州扶贫，宣传最多的产业是养牛。为了搞精准扶贫，恒大的牛棚要分散在各个村镇，绝大部分牛棚都是小牛棚，只能容纳一百头牛左右。政府给牛棚所在地周围的每个贫困户发放特惠贷款3万元，让贫困户入股这些牛棚，分享这些牛的产权。贫困户不需要参与经营，只是拿干股吃股息，每年就能固定分红4500元。真正负责养牛的是养殖户，但这些承包牛棚的养殖户也有自己的优惠政策，每养活一头母牛，政府给三千块补贴。
这么优厚的条件，按说至少补贴期间会有繁荣的养牛经济。但实际上，很多牛棚的承包户都破产了。因为政府的补贴是用来扩大产业规模的，政府希望先养足够多的母牛，保证产仔量，才会补贴母牛。母牛的养殖周期长，从怀孕到产出断奶的小牛，起码要一年半，要卖牛肉需要要两年，这期间承包户完全是垫资经营。每头牛一年的饲料、治病、人工费加起来，差不多四千块，养殖户的资金压力非常大。如果恒大自己来拿这笔国家补贴，应该能赚钱，贫困山区的养殖户就很难应付资金和技术的风险。现在的养殖户，基本都已经是第二批、第三批接手的承包户，第一批承包户早就破产不做了。
看到大量承包户扛不住资金压力，政府放宽了标准，允许承包户直接养肉牛。一头肉牛牛犊成本1万2，养180天出栏可以卖1万8到两万，扣除4000块的各种成本，利润率并不高，还是不一定能抵偿风险和资金成本。
所以，现在政府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变卖清算了破产牛棚里的牛，把贫困户的股权改成牛棚的土地使用权。第三批进来的承包户不用再给每个贫困户分4500块固定分红，每年只需要上交几万块的固定租金，由政府发给贫困户当补贴，剩下的经营完全自主。但还是有一部分养殖户要退出，另外一部分考虑改成经营周期更短的养猪业。
这些养殖户自己抱怨，如果是村民散养几头牛，用一点零散时间就能照顾，这些时间本来就没法拿到市场上定价，所以算是0成本。如果大规模搞机械养牛场，也能用自动化降低成本。这些夹在中间的中小型养牛场，既要付钱雇人投入，又不能用科技降成本，高不成低不就，经营上有天生的劣势。再加上山地交通困难，供水麻烦，牛不容易长肉。所以，恒大做的最好的特色产业，一旦没有持续的投资，也很难长期发挥作用。
西部很多地区，拿国家投资和债务资金搞特色文化旅游，造了一大批奇奇怪怪的建筑，浪费投资也赚不到钱，最后拖垮了财政，大方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发不出教师工资？
全国普遍的乱投资问题，我不敢说大方县绝对没有，但相对于人口和总投资规模，大方县在奇奇怪怪建筑上花钱肯定不是财政的主要矛盾。
大方县的确有几个视觉效果还算震撼的景点，其中贵州宣慰府是60年代就有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2008年在4万亿刺激下，各地都在快马加鞭搞建设，宣慰府景区当时拿了一批投资，2011年县政府追加了2600万做室内装修，想搞一个影视基地，虽然效果一般，但并不消耗现在的财政资金。
县城中心有个奢香公园，也是2011年建设，2012年完工的项目，总投资三千多万。在这儿修公园，是因为这块地过去是烂沼泽，容易滑坡，不适合修高层建筑物。改成公园也算比较符合规划原则。
县城北面5公里，奢香古镇的景观比较震撼，但细看一下，是梯田改商业街，投资比体育场还小。而且这个项目是恒大援建的，不花县政府的钱，希望搞点商业扶贫。可惜外地游客很少，除了搞展示之外，能吸引的消费群体还是学生。恒大掏钱在附近建了恒大职业学院和恒大民族中学，学生到古镇吃点廉价的饮食，所以活下来的几十家店铺，基本都是做小吃店。
奢香古镇的绿植、水系一开始没有这么好，2018年许家印亲自过来调研，觉得水平不足以构成一个景区，所以一声令下，全面翻新。翻新的基础设施，政府出不起维护费，至少这几十家小吃店的税收和租金肯定不够，所以恒大做好了景区交不出去，只能拿在手里。
但恒大毕竟是个地产企业，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资金回笼方案。古镇南边有个奢香华府，这是恒大开发的高档楼盘，一平卖五千多，是整个大方县最贵的房子。如果通过奢香古镇把公务员的买房钱赚回来一部分，恒大的负担也不算大。
最后，大方县还有个慕俄格古城，这是最近几年的新项目，但除了入口修得有点吓人，实际规模并不大，不是很大的财政包袱。
把这些项目综合起来看，最大的问题是造血能力差，可能还需要本地出一点维护费用。但大方县怎么也有100万户籍人口，每年财政规模几十亿，不太可能因为这几个项目就发不出工资。
现实问题是，大方县的确发不出教师工资，钱都到哪里去了？
大方县发不出教师工资，但是从大方县去年的支出结构来看，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教育拨款，一共17亿；然后是农林水利和社保就业，花了12亿多，三项加起来超过年度预算的一半。
这些钱主要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考虑到贵州省和大方县的客观条件，花钱的效果并不好。
比如说农村水利，其他地方平地修水渠就行，这里要把很多水管修在山崖上，盘旋好几圈才能供水，建造、维护和使用成本都很高。
教育也一样，过去人口分散，很多学校的规模很小，需要投入超额的师资力量。现在把学校集中到一起，一方面要修新的校区，另一方面也需要更适应现代教育的老师。但是外面读了师范大学的学生知道大方县的经济没什么前途，不愿意回来，当地就要加工资，才能招到基本符合要求的老师。这次教师讨薪事件之后，很多外省的同行都大吃一惊，说贵州这个穷县，居然能保证教师平均5000以上的工资。但如果政府不给这个水平的工资，大方县就留不住教师。
所以说，大方县核心的问题，就是本地培养不出有竞争力的产业，一切基础设施都必须政府掏钱来做，做出来继续成为财政负担。无论是上级拨下来的资金，还是外地培养的人才，都希望去更有希望的地方，只能靠新来的投资维持循环。
大方县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县城西南角拿出宝贵的土地，搞了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主要生产纺织类产品和建筑材料，甚至还配套了职业学校。但这些生产加工企业，原料往往要从外省运进来，市场就在本地，根本不可能卖到其他地方。所以最多减缓资金外流的速度，解决不了长期的“逆差”问题。
县城周围的农牧业也一样。大部分蔬菜水果的保质期都很短，在山区小农场收集产品再运出去，缺乏竞争力。就连大方县自己的农贸市场，出售的粮食蔬菜基本都是外地的。只有少量本地水果还能占领本地市场。活牛的保质期比较长，但是山路狭窄，货车一次只能运一两头，还要通过山路把饲料运回来，也不赚钱。
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硬是要搞就地脱贫，无论是政府出钱，还是企业出钱，都只能靠补贴维持暂时的运营。一旦企业和政府放弃持续补贴，产业立刻就会死。这个经济背景条件决定了当地使用资金和人才的效率都很低，就算上级政府不断提供转移支付，当地要脱贫，要让民生水平和其他地区靠拢，必然比其他地方花钱更多。矛盾日积月累，政府财政最终会被最大的一项开支压垮，表现形式就是发不出工资。
当然这不是大方县一家的问题。云贵川三个省，绝大多数地方财政都已经是寅吃卯粮的透支状态了，只能搞一些看起来浮夸的文旅项目借钱维持平衡。这次大方县教师讨薪揭开了本地乌蒙信用合作社非法融资问题，这其实是西南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老套路。大方县这几年才开始搞非法融资，说明这里的工作做的相对踏实，也说明最踏实的路还是走不通，以后不能指望西部山区县靠转移支付培养繁荣健康的本地经济了。
督工，从你的描述看，当地政府很努力地在改变经济背景，外地来帮扶的大企业也真的砸了不少钱，本地还有不少努力经营的农户。他们做的都没错，但最终地方财政还是被压垮了，那么谁作对了呢？
前面介绍人口数据的时候，我提到大方县2012年就有104万户籍人口，现在反而只有65万常住人口。40万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口过密的山区县，大方县一多半的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他们的选择可能才是最正确的。
上级政府和恒大在大方县投入了上百亿资金，效果并不好，反而有污染环境，加剧水土流失的的隐患。如果这笔钱拿来培训外出打工的大方县劳动力，补贴他们在中东部买房落户，他们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家属接出去定居了。按照这个发展思路，大方县现在的常住人口不应该是65万，而是二十万左右，基本集中在县城附近，环境和民生压力都小得多，财政是不会出问题的。
历史趋势表明，在贵州本地强行维持高密度人口，尤其是强行维持大方县这种百万人口的农业县，本身就是一件“逆天而行”的事情。贵州现在有3600万人，1949年建国的时候就有1400万。本来中国传统农业没法在山坡上养活这么多人，但是几百年美洲农作物传入中国，贵州的山坡地可以拿来种玉米和薯类，这才导致贵州尤其是黔西北成为人口密集地区。
但是，坡地上搞小农经济种玉米的代价很大，会制造快速的水土流失。如果没有工业化，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再维持几代人，贵州大多数山坡就会丢掉大多数土壤，变成赤裸裸的石头山，通过大饥荒消灭大多数贵州人，这就是中学地理书上介绍的“石漠化”。
如果我们坚持在山坡水源地上建工厂，搞农牧业，结果必然是下游的水质被污染，下游的水库被泥沙填满。但如果不搞实体经济，所有地方搞旅游，也必然是地方政府一起破产，居民继续贫困。所以，对于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搬家。国家和恒大公司的扶贫行动证明，我们的社会愿意掏钱改善贵州人民的生活，但我们应该寻找更科学，更符合历史规律的扶贫模式。
好，178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