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3年11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66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658期节目介绍了湖南台的新创意短剧《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现在播放量已经一百多万了。当时你对湖南台的评价不高，认为只有郭继承的表演稍有亮点。如果你来设计内容，会让马克思和孔子讨论什么？

湖南台的节目，水平先不说，在逻辑上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没有在开头给“孔夫子”做明确定义。这个孔夫子到底是人格化的形象，还是一个文化符号，观众不知道，导演也不想明说。所以节目是各种概念混着用，哪个方便就用哪个，给自己开作弊器，彻底毁掉了节目的可看性。

湖南台节目的播出时间是10月9日，按照最新的考古推算，10月9日很可能是孔子公历生日。一开场，有一个真人演员扮演孔子和马克思对面交流。

这似乎说明，制作团队希望节目里的孔夫子就是他本人，25个世纪之前的鲁国小贵族，一个喜欢整理古籍的学者，偶尔参与诸侯政治的中层官员。

但是，当两个人开口对话之后，孔夫子的角色只是一个导游，给马克思介绍了很多从先秦到明清时代的人物，但没有对任何人表达过批判。这个孔子又变成了文化符号，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均值，对旧中国的文明和野蛮都要负责。

另外，从主持人的发言来看，从头到尾，说到传统文化，总是忘不了加上“优秀“两个字作为定语。这说明，在某些话题上，主持人希望孔子只对一部分中国文化负责。如果你批评某些中国文化是坏的，他就可以说，孔夫子代表另外的优秀部分，不会和马克思产生矛盾。

三种孔夫子形象，都可以和马克思发生对话，只要不是人格分裂，随时切换另一个孔子，每一组对话都会很好看。接下来我分别设想三种对话，今天先说第一种情况，马克思遇到人格化的孔子。

让真实的孔子和马克思聊天，首先得搞清楚，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从孔子成年，他一辈子都说自己敬仰鲁国的开创者周公，把周公时代制定的的周礼作为理想。

用论语原话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毛主席的亲家原名孔从周，字“郁文”，很明显借鉴了孔子的政治宣言。毛主席第一次见孔从周，因为对方当炮兵司令员，还特意提醒，孔子推崇的周礼六艺，最后一项是数学。你姓孔，做炮兵司令，一定要加强现代数学知识，不要辜负祖先对周礼的崇拜。

但是，孔子自己从来没见过周礼的兴盛年代。他出生的时候，东周争霸战争已经持续了200年。孔子六岁那年，中原地区召开弭兵大会，多数主要国家都派代表到场，共同签订和平协议。会盟确认了晋国和楚国的优势地位，以及秦国和齐国的独立地位。各国还承诺，不以武力改变当前的平衡状态，谁违反协议，谁就是国际公敌。

这是孔子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历史事件，之后和平总体上保持了半个世纪，所以孔子能周游列国，能出国查资料，也能跨国收留学生，花费的代价并不大。但是，新的和平秩序不是周天子的要求，而是各强国相互妥协的结果。弭兵大会之后，没有一个诸侯找周天子汇报，连形式上批准程序都没有。在直属领地之外，周天子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吉祥物。

弭兵大会的主导力量是晋国和楚国两大霸权，主办国是宋国——孔子祖先居住的国家；排名靠前的签字国包括鲁国——孔子现在的祖国。所以，孔子没法忽视周礼秩序已经崩塌的现实，哪怕装都装不出来。

按司马迁的说法，弭兵大会之后不久，年轻的孔子“入周问礼”，去周朝剩下的领土查资料，在洛阳遇到了老子李耳，带着周礼知识回到鲁国。后人考据，认为孔子去找老子未必可信。但无论孔子有没有去过洛阳，有一点可以确认。孔子在霸权主导的和平环境下，随时可以去周王城，但一辈子都没有主动为周王服务。他也知道自上而下落实周礼不靠谱。这就是所谓“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还尤其要看一个人去哪里。

孔子成年以后做的事情，是利用和平环境到处跑，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寻找机会，落实自己的政治理想。鲁国有机会最好，其他合法诸侯也不错，士大夫和家臣如果有力量，而且对自己的理论感兴趣，孔子可以克服理论上的难题，低调上门合作，完全不考虑周礼的限制。

从这些行动看，孔子一直想辅佐某个独立军事贵族建设领地，在领地内重建周礼规定的等级制、宗法制，再向更大的范围推广。对于周天子，他在精神上可以尊重，口头上更要尊重，但真创业的时候还是要找有实力的投资人。

可惜孔子一辈子都没有刷出头奖，从来没有得到某个投资人的长期信任，不能完整展示自己的政治计划。我们只能从孔子推崇的人物，去观察孔子的人生目标。

这里我要引两段论语问答：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通俗翻译一下：

子路问孔子，管仲跟随的主公死了，他不殉死，在道德上能算仁吗？

孔子无视了子路对个人道德的质疑，换个角度回答：管仲多次维护了诸侯之间的平衡，在事实上维护周礼体系；而且他没有滥用暴力，在面子上也维护了周礼体系。这当然要算仁！当然要算仁！重要的判断要复读两遍！

子贡不服气，深入质疑，说管仲不仅不给主公殉死，还给自己主公的仇人打工，真不厚道。

孔子又回答：管仲的事业，不仅是对齐国统治集团有利，对整个文明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没有他建立霸权，任凭几十个诸侯相互乱砍，我们早就被周围的蛮族征服了。我培养你们这些学生，将来要做大事，不是让你们找个小山沟默默自杀维护道德的！

对于儒家学派来说，“仁”不仅是为人厚道，而是最高的道德标准。理论上说，政治道德和个人道德应该统一，有私德问题就不是完人。平时和别人聊天，孔子也确实批评过管仲奢侈浪费，而且对礼制不太尊重。但是，当重要学生提出严肃问题的时候，孔子就要指出，管仲凭借政治成可以忽略个人道德质疑。孔子不仅确认了管仲有资格称为“仁”，而且要重复两次，表达强烈的情绪，算是给管仲发了儒家终身成就奖。

管仲是齐国人，齐鲁对抗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矛盾。压制鲁国的发展，是管仲的重要成就之一。鲁国的普通贵族应该不会太喜欢管仲，上面第一个质疑管仲道德水平的子路就是鲁国人。而且后代认为，管仲是法家思想创始人，和儒家学派有明显分歧。孔子作为鲁国儒学领袖，对管仲给出了近乎完美的评价，这很不寻常。

我试着换到孔子的视角去观察历史，周公是几百年前近乎完美的神话人物，而管仲是近代人物，不仅完成了看得到的功业，还坦然地展示个人缺陷，当然是管仲更亲切，更能赢得尊敬。

周公是天子的弟弟，当了半辈子摄政王，还拥有一个大诸侯国的合法继承权，这不是孔子可以想象的人生，乱想就会破坏周礼的严肃性。而管仲和孔子一样，是中下层小贵族。凭借自己的知识，管仲替周王分封的合法诸侯管理国家，稳定了东亚分封体系，这才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以期待的成就。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人生理想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管仲，至少目标和管仲重合。

如果只考虑诸侯称霸和维护周礼这两个目标，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最应该得到孔子赞赏的国家不是齐国，而是晋国。春秋时代前后两三个世纪，管仲和齐桓公带来的齐国霸权只维持了一两代人时间，而且因为位置太偏东北，齐国并没有直接去维护周天子政权的稳定性。南方楚国虽然强大，但并不承认自己要接受周礼的约束，秦国忙着消化关中地区的领地。在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晋国才是中原文明的霸主，是对抗楚国和其他蛮族的核心力量。

高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写南明历史的《梅花岭记》，作者是清朝翰林全祖望，不当官专心写历史。他对着地图研究先秦政治，认为历史并不只是道德寓言，更是可以定量计算的数学题。按全祖望的观点，春秋五霸分到五个国家，纯粹是小说家搞凑数，导致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个君主都说不清。如果回到严肃历史观，一定要选五个春秋霸主，全祖望认为应该是“齐一、晋四”，除了齐桓公，霸主都在晋国。

晋国维护周天子，当然有私心，动不动就要从周王剩下的资产里再拿一些好处，或者是借用周天子的名义，给自己的扩张提供合法性。但周天子也必须承认，洛阳政权能混到孔子时代，完全是晋国全力维护的结果。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跑到洛阳建立东周，晋国带头护送。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派兵杀死了周平王的竞争者周携王，确认了东周政权的唯一性。

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平息了周王室内乱，赶走了想捡便宜的蛮族部落，稳定了周襄王政权。

公元前613年，晋国正卿赵盾带着800辆战车跑了一趟洛阳，确定了周匡王的地位。这时候距离孔子出生只有两代时间了。差不多相当于中国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到现在的时间差距，孔子周围的人应该会经常谈论晋国和周礼秩序的关系。

但孔子并不欣赏维护周天子的晋国，因为晋国连续两个世纪干预洛阳，不仅没有改变王族内斗传统，甚至连国内秩序都保不住了。

当时晋国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没有“公族”势力，国君的兄弟、堂弟不掌握实权。晋国的大多数力量已经分散到几个大世家，赵家在其中最大，连国君都害怕，这一点和周礼原则相反。前面提到赵盾带着晋国军队平定王室内乱，这个赵盾的赵，就是“赵氏孤儿”的赵。

赵盾支援周天子之后5年，晋灵公被赵盾的堂弟杀掉了。赵盾说杀掉国君纯属偶然，对全国道歉，这当然没有人信。赵盾死后没几年，晋国各派势力联合起来，杀掉所有成年赵家贵族。

但赵家之前经营的领地太大，训练的下层军官太多，谁也不敢去解散赵家的力量，反而要留一个赵家的幼子继续当族长，实际上承认了赵家国中之国的地位。后来三家分晋，赵家是其中之一。孔子只要稍微有一点正常的政治观察力，就能看出晋国内斗严重，将来只能是动荡的来源，绝对不是能寄托政治理想的国家。

但在晋国之外，其他诸侯的情况也并不更好。到了春秋时代中后期，各国无论是像晋国一样重用外姓的贵族，还是像鲁国、郑国那样，让国君的同姓亲戚掌握权力，都会普遍导致内乱。国君和卿大夫互不信任，卿大夫的权力又被自己的家臣架空。普通的国人也经常杀掉贵族表达自己的不满，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按照周礼的设计，用宗法关系确定政治秩序。

就在孔子出生之前4年，郑国国君刚刚发动其他贵族杀了同族的上卿公子嘉，这个人的字很有意思，“子孔”，正好是孔子反过来。孔子自己编写的史书《春秋》也记录了“子孔”的死。后来司马迁总结《春秋》，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所谓“弑君”，就是臣子杀死国君，赵盾刚刚带着晋国的军队取得重大胜利，自己的弟弟就杀死了晋灵公，当了“弑君”典型。这说明一个问题，新吞并的领土分给谁是个大问题，如果哪一派打下来就分给他，必然导致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威胁国君。但如果是在所有贵族之间重新分配，可能各个派别立刻就要打起来。所以到了春秋中后期，管仲时代的称霸战略已经过时了，国君不一定喜欢自己的国家向外扩张，宁可维护国内的脆弱平衡，混一天算一天。

这是孔子童年那场“弭兵大会”顺利召开的政治背景。晋国和楚国势均力敌是次要因素，主要国家都暂时放弃扩张战略，才是停战的主要原因。和平条约让孔子获得了周游列国的自由，同时也让孔子观察到主要国家普遍内部混乱，丧失了维护周礼秩序的能力。所以，虽然晋国接手了管仲的齐国霸权，甚至还多次出手维护周天子的地位，但孔子并不赞赏晋国。成年以后，孔子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设计一种超越管仲和晋国的政治方案，用“王道”消除“霸道”的危机。

孔子的结论是。现实的分封制度，包含了自我毁灭的因素，越是强调秩序，隐患越大。具体来说，分封宗法体制，不仅要求大贵族向君主负责，更是要求每一个中下层贵族都对自己的直接领主负责。分封秩序落实的越严格，大贵族反叛的潜力反而越强，因为他可以随时带走自己平时负责的全部力量。这是春秋乱世的核心逻辑，是霸主政治绕不开的心脏病。

所以，孔子认为，在现实的周礼分封制度上面，还应该建立一套抽象的分封制。中下层贵族在忠于上级和直接领主的同时，还应该向整个周礼体制效忠，这在政治上可以称为“王道”，对个人来说是有“德”。

但“德”毕竟太虚了，所以还需要把“德”落实成看得到的规则，也就是“礼”，基本表现是越过自己的上级领主，向体制，也就是向君主和周天子提供额外的忠诚，日常表现是形式上的尊敬。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礼”，虽然不能保证内心有“德”，但最起码保住了等级制，也能让其他人跟着尊重“德”。所以儒家提倡“礼制”，“以德治国”是目标，“以礼治国”是手段。

理想状态下，孔子希望得到某个诸侯的支持，利用周礼制度下本来就有的“官学”教育下层的“士”和中层的“大夫”后代，再利用这些人的忠诚加强等级制，减少制度内耗，建立一个兴旺的国家，一个超越管仲霸权的国家。

但如果拿不到官学的主导权，孔子也不会绝望。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学”，以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普通的士去传播“礼”，希望他们能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反过来主导国家。孔门3000弟子，72贤人，规模已经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官学了。

对于后人来说，开学校授课是很正常的操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是对周礼的制度做出颠覆性改革。周礼的原则是“学在官府”，只有上级大贵族可以通过官学训练下层，不允许下层贵族也就是“士”进行自我训练，更不允许“士”阶层自己定义意识形态。所以孔子对自己的改革方案也要做出解释。他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意思是学术资源转入下层贵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变化。我只是承认现有环境修补意识形态，并不是故意要破坏规则。

孔子改革的颠覆性，在《论语》中有清晰的表现。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所谓“行己有耻”，就是自己觉得可耻的事情就不去做。下一步是定义什么算“耻”。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的意思就是领俸禄，给国家打工。孔子认为，给一个“无道”的国家打工，哪怕是是自己的祖国，也是耻辱，应该辞职。这是公开鼓励“士”阶层自己定义意识形态，定义国家的政治路线。

我总结一下孔子的改革方案：孔子之前的周礼是1.0版本，主要目标是维护等级制，主要规则是下层贵族无条件依附于高级贵族，结果反而制造了内乱。孔子开发了周礼1.5版本，保留等级制的原则，但是对“士”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在精神上依附于整个统治体系，然后再效忠上级。孔子希望这能提高系统的自我纠错能力，最终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铺垫到这里，就可以考虑马克思和孔子本人的对话了。可以先把东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摆出来，然后让孔子讲《论语》，介绍自己的1.5版周礼原则，最后让马克思来评价。

马克思会说，孔丘先生你做得好，在两个方面碾压了绝大多数古代学者。

首先，你发现了道德批判毫无意义，必须培养一批人作为新道德的载体。开私学这件事，比你造反建立一个王朝还重要。所以你被后代称为“素王”，也就是没有土地的帝王。

其次，你发现了道德是一个缺乏评价体系的标准，想遵守的人难以学习，想破坏的人很容易就能找到理由。只有用“礼制”降低学习难度，提高道德的约束力，才能稳定等级制。这是有学术精神的思考方式，给后代儒家学者提供了主要研究方向。他们能发论文当官，全靠你的指导，所以你是“万代师表”。

能做到这两点，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你孔夫子也算站到门槛上了。

但是，历史比你想象的还复杂。如果说之前称霸的管仲和晋国在第一层，你到了第二层，上面还有更实际的第三层。你想给“士”阶层培养意识形态去改变世界，就必须讲清楚“士”阶层的经济基础，让他们知道自己从哪来，往哪里去，否则儒家理论就没头没尾。当然这也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必须超越你所在的时代，往前往后各分析几百年，儒家理论才能构造完整。

孔子时代的中国秩序，来自5百年前的武王伐纣。周朝裹挟西部的军事民族从山区冲出来，想控制东部黄淮海大平原。联军主力打败商朝之后，周王给直系大宗族分配了最肥沃的核心土地，建立了新的统治基地洛阳城。然后周王派遣自己的亲戚和有功劳的附庸，每家分配一批青铜金属储备，加上一组商朝投降的技术团队，各自去抢占领土。征服者按照周王指定的大致方位，找一个靠丘陵也靠水的地方建立城市，加上周围的土地就是一个城邦国家。

因为征服团队规模比较小，多数封国长期只有一个主要城市，周围的主要路口布置几个小城邑，规模上只能算是一个哨所。早期的征服团队基本上住在核心城市，高层是诸侯卿大夫，下层是士阶层。跟着一起来的商朝人口，根据贡献大小，也能分到中下层贵族的地位，以上这些贵族阶层都算国人。

城里的建筑，除了宫殿住宅，就是仓库，还有手工业作坊，其中核心技术是青铜冶炼。繁体的“國”字，就是一个人拿着青铜武器守卫城市。当时的人说“国”的时候，一般默认是这座核心城市，周围的土地只是核心城市的附属品。

各国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土著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国人”，而且也进入了农业时代。周王派出的征服者把土著称为“野人”，但这个野字是郊野的野，不是荒野的野，管理土著，不能像管野兽，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让他们承认被统治的地位。

这套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对金属的垄断。从暴力角度说，土著的工具主要是木头和石头，打不过青铜武器，不得不服从城里的国人武士。从经济角度说，木器很容易损坏磨钝，无论是修理还是做一把新的，都是用金属刀具效率最高。“野人”和“国人”合作，不仅是受压迫，也能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甚至可能彼此都有好处。

最后形成的平衡是井田制，土著“野人”住在自己的村子里，要求国人提供保护、修理工具，甚至下发一些简单的金属工具。到了秋天，国人按照固定比例，一般是九到十分之一，挑选一部分“野人”耕地，上面的收获是自己统治的回报。

当时中国唯一能大规模冶炼的金属是铜，中原地区缺乏浅层铜矿，土著农民自己没法生产铜器，只有掌握马车的贵族才能从远处运输铜原料。但纯铜又太软，必须加入比例很高的铅和锡，形成青铜合金才能做工具。所以单个诸侯国很难完成青铜生产，必须和分布全国的贵族城邦搞好关系，互通有无，才能稳定统治本地的土著。周王在各个城邦之间协调物资，还控制了几条通往南方的商路，仓库里存着“九鼎”做战略储备，各路诸侯讨好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造反。所以周公能自上而下地设计周礼体系。

在青铜时代，诸侯国之间没有清晰的国界概念。因为诸侯国都是核心城市加上周边农业区。边界由交通半径决定，远到一定程度，城市驻军控制不到，把粮食运回来的成本可能会比粮食还贵，再肥沃也没有价值。如果某个诸侯和周王关系好，分到了交通便利的平原，直属的武士多，边界可能在城门外几十公里；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出城10公里就要注意安全了。

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礼记》有粗略的概括，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西周有名的封国不到100，分散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理论上的总占地面积相当于现在1200个东部县。但看实际控制范围，其中最大的几个诸侯，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级市，普通诸侯开始只有一个大乡镇，彼此之间必然有大片的土地没人要。

这些土地也不是无人区，有居民也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只是对于征服者来说没有经济价值。如果是丘陵地带，灌溉不方便，战车进不去，那就更是放任自流了。周天子最强盛的时候，都不想管洛阳城外的山地部落，其他诸侯更不会在乎。

这给周朝前期早期的中原文明带来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边疆”。稳定生活的时候，边疆是威胁，随时可能冒出蛮族部落，迫使诸侯找周天子救命。等到“国人”后代太多，人均土地不够，边疆又是发展空间，可以派遣多出来的人口向外征服，扩大统治半径。

所以西周时代分封体系非常稳定。大贵族在城里住着统治国家，嫡系后代继承地位，多出来的后代逐步降级，减少资源消耗。从卿大夫一直降到普通的“士”，地位就不能往下降了，必须去边疆开拓新的土地。成功的话，“士”可以得到边界上的封邑，甚至变成新的大夫。失败的话，过剩的“士”就会死在边疆，不影响人均资源，也不影响上面大贵族的地位。

这就是孔子向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代。靠“青铜”和“边疆”两个条件维持周礼体系。如果孔子早生三四百年，他开私家学校一定招不到人，而他本人也不会有开学校的想法。

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青铜”和“边疆”两个基本条件都消失了。

首先，炼铁技术开始扩散，逐渐取代了青铜的工具地位。铁矿的分布要比铜矿更广泛，而且铁器不需要和其他金属混合，掺进一定量的碳就有强度，是比青铜更廉价的材料。如果非常缺金属，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就能炼铁，每个村子都可以养一个铁匠铺。孔子出生之前100多年，管仲已经在试着让国家垄断铁器生产，这说明炼铁技术的扩散已经不可阻挡，只有用暴力才能暂时阻止各地自己炼铁。

炼铁炉挖了周礼等级制的根基，因为诸侯不靠周王也能在本国生产金属，“野人”不靠国人也能完成高效的农业生产。贵族要想维护过去的统治，只能靠之前积累的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但这一点优势也很快守不住了，因为“边疆”逐渐消失，消灭了“士”的上升空间，在统治集团内部制造了混乱。

早期的铁匠并不知道怎样炼钢，铁器的总体质量不如青铜，只能替代一部分青铜农具，不适合做武器。所以铁器刚刚开始扩散的时候，各国的贵族并不恐慌，反而很高兴节约了青铜，可以武装更多的“士”，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把边界往外推。这导致诸侯国规模快速膨胀，从纵横几十里发展到纵横几百里。到孔子出生的时候，中原已经没什么无主土地了，各国的边界贴到了一起。

没有无主的边疆，扩张就会停滞。同时贵族阶层的生育率还是明显高于普通农民，这些新增的年轻国人，身份上属于“士”，人均收入越来越少，经济地位相对祖先下降，急需一条出路。如果有某个上层贵族给他们许诺一份好工作，比如说去换一个国君，或者吞并某个周天子的远亲小国，他们一定乐意去，甚至乐意拉着城外的“野人”一起去。这就是前面说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时代进入了孔子最害怕的“礼崩乐坏”状态。

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孔子的机会。因为年轻的士大夫受过一定的官学教育，也想以文明人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甘心这样杀来杀去，替别人卖命。年轻人听说孔子开了私学，要重建等级秩序，要让他们像祖先一样，活得有尊严，有体面，就会争着来入学。孔子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寄托理想的可能性，他们在孔子这里听到了一套为“士”阶层定做的理论，两方面相互成就，但彼此都没有完全看透自己的时代。

前面的内容，是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分析孔子之前的几百年历史。让孔子知道他培养的“士”从哪里来，知道自己热爱的周礼从哪里来。如果真的是马克思和孔子对话，我确信马克思也会做出类似的分析，孔子也起码能听进去一半，因为这是他的家族刚刚经历的真实历史。

然后我们说孔子理论的第二个缺口，这些“士”要到哪里去？他热爱的周礼世界将来会怎样？

前面马克思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分析清楚了。所以这第二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周礼体系必然会解体，孔子越是教导“士”阶层维护周礼，这些年轻人建立新制度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他们急着当新社会的统治阶级。

至于说新的制度是什么样子，不用翻后面的历史，分析孔子这些学生的出身和诉求，就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大致推算出来。

首先，之前的城邦国家，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在铁农具扩散之后已经很难维持了。等到钢铁出现，取代了青铜兵器，城邦文明一定会崩溃，让位给一个分布更广泛的新文明。未来的中国统治阶层，主体应该会住在农村。

其次，过去地广人稀，是金属工具不足的结果。铁器一出现，各诸侯国就开发了彼此之间的空地。将来无论边界怎么变动，中国最稀缺的经济要素也不会是钢铁，一般来说也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分散到农村的新统治阶层，肯定会就近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也就是地产，他们在经济上的身份是地主。

第三，孔子开私学、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明文明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商品和知识可以自由流通。以后生活在乡村的精英，不会像城邦贵族那样，只关心本地的问题。他们有能力吸取外地的知识，像孔子的学生一样读书、练武，也必然像孔子的学生一样，产生影响整个国家的野心。

所以，未来任何稳定的全国性政权，都必须建立一套稳定的制度，让这些农村出身的精英子弟有上升空间，把野心用到体制内。练武的，可以去边疆参军；读书的，可以参加官方考试。无论是从军立功，还是考试成绩好，都必须得到相应的地位。进一步说，如果国家希望提供持续的上升空间，就不能让之前的精英地位太稳固。诸侯的后代是诸侯，大夫的后代是大夫，那个时代永远过去了。

我能想象孔子听到这些言论的感受。他会说，你讲的有道理，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传播儒家思想，让弟子学习礼，是希望未来的统治集团像周朝早期那样团结，像周公时代那样相互依赖，像我的祖辈一样聚集在城邦，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马克思你预言的那个未来，统治精英分散居住，彼此之间是半陌生人，又都不安于自己的位置，都想靠自己的才能改变等级秩序，那岂不是人人都有野心，人人都有怨气。怨气累积多了，这些人恐怕是连天子都敢杀，这天下几百年就得乱一次！

马克思不会笑孔子愚蠢，而是会夸孔子有智慧，说你的恐惧，不是你个人的恐惧，而是历史局限性的恐惧。每一代文明，都有自己对应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从稀缺的青铜，变成廉价的铁器，意识形态必然会变。你作为上一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上一代的意识形态，不理解下一代文明很正常，我理解你。

但孔丘先生，你的特殊性在于生的太早，只能参考一次农业文明兴起的历史，就是你眼前即将灭亡的中国青铜贵族文明。所以你误以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文明模式，对周礼体系产生了额外的敬畏感。但从全世界来看，独立发展的青铜文明，起码有五六个，他们都会被十几种更复杂的铁器文明取代。

所以，你是不是喜欢即将到来的世界，并不重要。你自己也看到了，一旦边界外的空白土地都被占满，贵族阶层的团结也就消失了；一旦垄断的金属贸易结束，贵族国家的统治成本就会失控，这是任何人都扭转不了的事实。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你学校里培养的年轻人会逐步摧毁你热爱的周礼体系；他们的学生会创造你未必喜欢的新社会，还会说这都是孔夫子的安排。我们都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你身上有多少历史局限性，我马克思都很欣赏你参与历史的方式——就是在时代交替的时候，找到最期待变化的年轻人，给他们提供知识和思想，让他们去建设一个新时代。很高兴和你认识。

上面是我设想的马克思和孔子第一场对话，马克思说得多，孔子说的少，倒像是马克思当了孔子的学生。但这也很正常，自古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老人给年轻人传授人生经验，原因是老人经历的事情多。在历史问题上，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活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孔子是公元前的人，只熟悉青铜时代的文化，看了一眼铁器时代的序幕，马克思才是见识更多，经历更丰富的人，当然有资格给孔子谈历史规律。

明天是周三，睡前消息会破例加更一期，我会按照今天的叙事方式，继续设想马克思和孔子的另外两种思想对话。欢迎各位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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