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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7月1日星期五，欢迎收看第452期睡前消息，本期内容继续之前的航天话题，请静静同学向高流同学提问。

喜欢航天尤其是技术话题的观众，可以单独关注一下高流同学。

高流，449期的结尾，你建议中国航天管理部门学习美国经验，建立中国版NASA做行业规划。这是因为SpaceX公司的可回收火箭成绩太突出吗？

建立强大的航天管理部门，这不仅是美国的成功经验，更是苏联冷战期间的教训。在应该搞计划的地方，要加强政府管理；在应该发挥企业积极性的地方，要减少政府干预。美国航天体制的优点是两方面兼顾，政府管理强，企业也强，但首先政府管理要到位。

之前435期我说国内航天的问题是“九龙治水”，从评论看，很多观众以为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航天大企业的重复建设。这当然是中国航天的问题之一，但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具体展开话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九龙治水”这个说法的出处。

2017年，第三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探月工程总师吴伟仁院士做了开场报告，题目是《中国航天的发展与展望》，里面有一段内容，请静静读一下：

我国航天发展缺乏顶层统筹协调，军民需求对接机制不健全；航天的管理分设在多个部门，形成“九龙治天”的局面；国际合作“多头对外”，出现一个国际会议上，多方代表都是中国人，在会议上发表不同的言论，达不成统一共识的局面。

2020年，《科技日报》又采访了一次吴伟仁院士，请静静再读一下吴院士的发言：

我国太空活动治理缺乏系统完善的常态化顶层决策机制。具体来说，就是重大决策一般一事一议，没有发布国家级的太空活动战略。

更重要的是，在太空活动组织管理上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存在，管理涉及多部门多单位，存在“九龙治水”现象。资源配置管理粗放，军民商业航天发展不均衡。

吴院士的总结非常精准，这一期节目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缺位”和“越位。”

中国现在有航天局，但只有美国人拍电影的时候，中国航天局才是一个重要机构。中国人自己都知道航天局地位很低，只是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外联办事处，做不了全行业的规划或者统筹。具体的航天项目分到航天各研究院负责，发射场、飞行测控与航天员是军队负责，地面站与各种应用系统归政府不同部门。而一些长期重大项目，都有各自的上级领导单位。比如，载人航天与北斗导航归军委装备发展部管，探月计划归国防科工委管。航天局每年提交的年度计划与预算，基本就是把各部门的文件做简单汇总，这就是管制缺位。

在中国民用航天领域，主要是航天科技集团负责做具体项目统筹工作。但从性质上说，航天科技只是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央企，好几个部委甚至中科院，都能算是它的上级，都能直接指挥民用航天资源。企业向不同部门提交自己的航天计划，这是下级越位；上级人人有权规划，等于没有规划，这就是上级越位，是九龙治水，负面效果比重复建设严重多了。

吴院士在行业内工作，有些话不好说太明白。我可以替吴院士把话说清楚：中国如果希望也拥有发达且赚钱的航天工业，现在必须重建航天部，而且是类似、甚至超越美国NASA的强力航天部。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政府机构超越具体项目，超越具体型号，超越具体的研发团队利益去制定航天整体规划，才会有能赚钱，能发展科技的产业。

航天部旧址

航天事业起源于冷战时代。美苏两国的经验都证明，统一的国家级航天管理机构，是航天产业升级的前提。

从冷战期间第一轮竞争来看，苏联航天依靠举国体制，在卫星发射与载人航天方面都抢到了世界第一，给美国全社会制造了危机感，被美国人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之后美国成立NASA，在政府引导下发展航天，追赶苏联，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载人登月项目。这段历史，再加上中国人对苏联强力政府的一贯印象，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政府强力主导的航天事业是苏联特色。

斯普特尼克1号

历史事实正好相反，美国虽然输掉了冷战第一轮航天竞争，但知耻后勇，建立的航天统筹机构远远比苏联的强大，发挥了更强的政府主导作用，所以在冷战后期就彻底压倒了苏联航天，现在更是培育出了SpaceX这样的企业。

而苏联虽然一度发挥了举国动员体制，但航天管理部门的权力、地位和稳定性远远不如美国，有很严重的政府“缺位”问题。早期苏联相对美国的胜利，原因是少数航天领袖和政府高层建立了私人联系，用个人影响力替代政府统筹力量。等到个人影响力消退，苏联航天就被稳定性发挥体制优势的美国航天反超了。

科罗廖夫

在赫鲁晓夫之前，苏联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航天管理部门，所以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航天的发展稳定性很差，经常因为领导人的个人原因受到沉重打击。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整体工业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美国，但航天领域反而有局部的先发优势。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俄国人，十月革命后他加入苏联科学院，成为军事航空学院第一位教授。所以，在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早期，苏联有很多航天爱好者圈子，形成了很多半官方的科研组织，比如“气体动力实验室”、“火箭研究所”、“反作用研究小组”，在火箭研究方面有一定积累。

齐奥尔科夫斯基

莫斯科反作用小组，一排左三是科罗廖夫

30年代初，军械部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意识到火箭的战略价值，亲自组建了喷气推进研究所。之后几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首先干掉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相关的知识分子成为第一批政治镇压目标，火箭研究所的领导人克列梅诺夫被杀，喀秋莎火箭炮的设计师朗格马克也被杀，后来的航天总负责人科罗廖夫判刑十年，去古拉格监狱干活。

图哈切夫斯基

科罗廖夫被捕1938

二战之后，航天领域斯大林只在乎导弹，在贝利亚密切监控下，任何与导弹无关的航天研究，都算是破坏国防工业的行为。在1953年斯大林和贝利亚组合消失之前，苏联不可能有民用航天工业。

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他在政治上地位不稳，迫切需要制造政绩巩固地位。美国人在战略轰炸机方面有优势，可以用B-52飞机发动全面核战争，赫鲁晓夫希望建立核战略平衡，向苏联高层证明自己的治国能力。

这时候，科罗廖夫在出狱之后也学乖了，懂得怎样哄军政领导人满意，顺便把火箭方案作为私货加到导弹项目里。火箭与远程弹道导弹在技术上相通，1956年1月，赫鲁晓夫参观第一设计局，科罗廖夫精心设计了参观流程，用R-7远程核导弹全尺寸模型打动了赫鲁晓夫，苏联中央立刻决定拿出资源全力发展核导弹，以此形成对美国的核战略平衡。用赫鲁晓夫儿子的话说，“在这次参观之后，父亲简直爱上了科罗廖夫”。

赫鲁晓夫

按照苏联的正常管理体制，苏联有四个机构都能给航天部门下命令，中央书记处、军事工业委员会、国防技术国家委员会，以及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按正常程序，科罗廖夫汇报工作，要先找国防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鲁德涅夫，军事委员会主席乌斯季诺夫，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勃列日涅夫，然后才能把信息传递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

但是科罗廖夫已经成为赫鲁晓夫眼中的红人，所以能绕开四个部门，跨越三级直接找赫鲁晓夫，等于利用私人关系，在苏联临时搭建了独立负责的航天发展机构。

在1955年上台的赫鲁晓夫全力支持下，科罗廖夫快速搞定了R-7火箭，1957年10月发射人造卫星。到了11月，苏联主持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科罗廖夫又紧急组织发射斯普特尼克二号卫星，和第一次发射间隔不到20天，让各国代表能在夜晚亲眼看到卫星划过天空，给赫鲁晓夫赚足了面子，换来了充足的国家资源继续发展航天项目。

但私人关系终究不如长期规划稳定，而且赫鲁晓夫是个喜欢心血来潮办事的人，在各个领域都经常制订高指标，搞大跃进，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早期，苏联工农业都被赫鲁晓夫折腾出了大问题，导致他政治地位不稳。所以他又找到科罗廖夫想靠航天刷政绩，安排临时任务给自己挽回政治名声。

比如，听说美国正在搞载人航天计划，赫鲁晓夫根本不考虑技术问题，直接命令科罗廖夫再抢一个冠军。所有懂技术的苏联官员都知道苏联的载人飞船还不成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伊瓦舒京甚至建议在飞船上安装自毁装置，免得项目失败丢人。幸亏科罗廖夫个人能力强，控制了项目细节，保证了东方号飞船比美国提前23天带人上天。

载人航天之后，下一个大的竞争节点是登月。但赫鲁晓夫在很长时间里，都主观认定美国登月计划是个骗局，后来发现美国人是来真的，又担心苏联追不上，所以多次宣布苏联不搞登月。而随着美国航天计划逐步落实，赫鲁晓夫又不能丢了面子，需要想办法证明苏联航天仍然比美国先进，因此就用更冒险的方式刷指标。

美国登月项目的第一步是双子座计划，验证双人飞船，赫鲁晓夫立刻给科罗廖夫打电话，要求发射一个三人飞船，也就是上升1号。科罗廖夫没办法，拆掉东方号飞船的弹射座椅，塞进三个不穿宇航服的乘员，只凭飞船内的空气维持生命，如果稍有泄露，三个人都回不来。这次科罗廖夫运气不错，又赌赢了，但后续的项目难度越来越大，科罗廖夫保证不了每一次都刷出赫鲁晓夫满意的指标，所以拿到的航天资源越来越不稳定。

跟之前的卫星和载人飞船项目相比，登月计划的投资大、周期长，投入波动对项目的影响更严重。这导致苏联N1火箭一直没有得到按部就班的开发，缺乏完整的地面配套测试。等到勃列日涅夫1964年政变上台，想再抢在美国之前登月，技术上已经没有合理性了。

但苏联高层还是抱着投机心态想赌一波，病急乱投医，同时开发两种型号，把载人登月与载人绕月分开进行，进一步分散了资源。最后载人绕月搁浅，苏联N1火箭四次冒险发射都爆炸，证明个人关系保证不了长期航天项目。

说完苏联，回头我们再看冷战时期的美国。

一开始，美国航天也没有统筹计划，海陆空三军各自搞自己的航天项目，火箭跟导弹项目一起开发，力量分散。苏联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后，白宫感觉舆论被动，催着海军在1957年内发射先锋号，结果在发射台上就炸了。这说明用行政力量给航天工程下临时指标，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好结果。

先锋号

吃了亏之后，美国也开始反思自己航天制度。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就是世界头号工业国，是一系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发源地，所以很快就发现了航天部门的体制问题。1958年，苏联发射卫星的第二年，美国成立NASA。为了确保航天产业不受军方的短期需求影响，美国特意强调民用航天归NASA管，不允许军方插手。

事实证明，NASA不仅能顶住军方干预，还能顶住政治干预，按技术流程推进。美国载人航天项目水星计划本来进度比苏联快，但由于NASA要按部就班完成地面测试流程，拒绝了白宫的催促，所以才给了赫鲁晓夫冒险抢进度的机会。美国首次载人发射只比苏联晚了23天。

二战后期，美苏瓜分了德国的弹道导弹产业链，苏联抢到的技术工人多一些，美国人控制了关键的专家，其中V2导弹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成为NASA的技术负责人，后来主持设计了土星系列登月火箭。他给NASA带来了大型航天项目管理经验，主要负责人必须直接协调每个分项的进度。到6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用更科学的管理方式超越了苏联航天。

冯·布劳恩

1965年，苏联也承认了美国制度优势，组建通用机械部，也就是苏联航天部，专门负责导弹与火箭项目。70年代美国完成登月计划，苏联终于意识到，航天工业要想升级，必须尽量排除军事项目对民用项目的干预，按照技术规律发展。但直到1985年，苏联才在通用机械部名下成立苏联航天局，专门管理民用航天。

但即便长期只有一个军民不分的航天部，也让苏联航天取得了长足发展。阿法纳西耶夫是苏联通用机械部的第一个部长，连续18年管理苏联航天，用比较稳定的管理推进了长周期的大项目，比如，跟随美国发展的暴风雪航天飞机，和平号空间站，以及到21世纪才完善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这都是冷战后期的苏联航天成果。现在回头看，如果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就组建类似的航天管理部门，就算不能比美国先登月，起码也能在长期稳步积累后，送一两组宇航员到月球。

中国过去也有航天部，后来解散了。重建航天部是不是在走回头路？

以美苏冷战后期的标准，航天部首先要确定航天产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其次要以政府机构的身份完善立法，确定航天开发流程，制定技术标准。用体育竞赛来比喻，航天部就是组委会和裁判，确定赛会流程，比赛项目，比赛规则，任命裁判，考核不同品牌的体育产品是否符合比赛标准。而负责具体项目的企业，就是运动员，要按组委会确定的赛道展现实力。

美苏航天竞赛

中国一直就没有组委会层次的航天管理部门。有航天部的时候，虽然名义上是个部级单位，但航天部自己没有能力确定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负责具体的型号管理，开发国家指定的导弹和火箭型号。这样的航天部真实身份是一个项目公司，或者说航天项目总承包人。

航天体制年表

在六七十年代，这也是中国无奈的选择。因为和美苏相比，中国国力太差，航天方面的积累更差，所以航天部门只能解决具体问题。还没有能力成为独立产业，当然也谈不上产业统筹。

早期的中国航天工业只是军事计划的附属品，从1956年研发地地导弹开始，中央军委统筹成立国防部五院，由钱学森领导，集中力量完成国家发布的型号任务。早期的工作重点是吃透苏联R-2（俄语P-2）导弹技术，建立初步的导弹体系，也就是建造国产东风1型导弹。

这时候中国全部航天工业资源，也只是几个专业科室拼凑起来的研究院。按照苏联的成熟型号搞逆向开发，落实具体的技术任务。

国防部五院

吃透苏联给的早期导弹技术之后，中国航天从仿制阶段向自主研制阶段发展，需要自己开发新型号，之前的管理体制就不够用了，必须改革。

1964年11月，国防五院升级成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照型号建立下属机构，中国航天工业进入了型号研究院时代。一院负责地地、舰地导弹与运载火箭，二院负责地空导弹，三院负责飞航导弹，四院负责固体导弹。此外，上海机电设计院改造成八院，负责火箭总体设计，这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民用航天部门。1968年，七机部成立第五研究院，负责空间技术研究。为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一阶段的航天部，下属机构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所有横向联系都要七机部领导来管。用前面的比喻来说，这依然是一个运动员团队，不是比赛组委会。航天部或者说“七机部”名义上是一个部，但实际上与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主管航空工业的三机部、主管船舶工业的六机部一样，都是直接管项目单位的集团公司。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是处于冷战的配角地位，并没有太多的民用航天需求，所以问题也不大。

但是，冷战后期，美苏都证明了航天产业的民用潜力，而中国作为领土广阔的大国，拥有发射卫星能力之后，也逐渐需要考虑航天发展成独立工业门类的可行性。作为国内实际上的唯一航天机构，七机部虽然只是个执行单位，但头顶上没有其他专业部门，被迫要自己给中国的航天发展制定目标，尝试给其他可能参与航天项目的单位确定规则。这用前面吴院士的评价来说，就是“机构缺位”。

同时，七机部的项目还要到国防科委、计委去审批，满足高层决策团队的非专业需求，也出现了美苏都遇到过的“越位”问题。典型例子就是过于超前的灯塔计划与714工程。

灯塔1号是潜艇短波导航卫星，灯塔2号是长波导航卫星。如果只是卫星短波导航，技术水平大致相当于同时期的美国子午仪导航卫星，还算合理的目标。但短波水下导航指标，比今天的北斗卫星还先进，根本实现不了，所以1969年灯塔1号卫星下调指标，改成了水面导航，准备配套远望一号测量船使用，1980年验收了4颗灯塔样品卫星。但就在这一年，国防科工委以不符合急用、实用的理由，突然通知取消灯塔1号计划。

至于灯塔2号长波导航计划，项目本身就不符合科学规律。长波导航需要大型天线，一般都是用地面站发射，长波导航卫星直到现在都没开发出来，当时更是好高骛远。****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J7QV3L80535013N.html

714项目的前身是千钧棒计划，千钧棒1号是2到3人的载人侦察飞船，千钧棒2号是5人歼击飞船，准备用6吨运载能力的的东风6号火箭发射。千钧棒1号后来改名曙光1号，1970年毛主席圈阅报告后正式立项，代号714，对标美国双子座飞船，但由于经费跟不上，项目搁置，一大半人员就地解散。盲目上马又匆匆下马，这也是航天部门缺乏独立性，管理缺位的结果。

半个世纪后回头看，灯塔与714计划，以及对标土星五号的长征十号火箭，都是当时航天科研人员的技术想象。这样的超越性项目，在研究院所层次探讨一下很正常，被国家立项就很不应该了。只是当时的中国没有能独立制定发展规划的航天管理机构，只有执行机构，所以只能由国家直接审批项目，当然会做出很多超越国力的不专业、不现实计划。

到了80年代，国际形势缓和，中国的各个民用部门也有一定的发展，航天工业逐步脱离军事背景，开始向民用领域转型。1982年，七机部正式改名航天部，1986年，国务院批复报告，要求航天部开发东方红三号中容量通信卫星、资源一号资源卫星、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长三甲运载火箭，开展载人航天论证和技术预研，确定了21世纪初中国主力航天器体系。

导弹是快速研发定型，批量装备的产品。而民用航天要开发不同功能的卫星，涉及到市场不同用户的需求，管理细节比导弹要多几十倍。历史上无数经验证明，单纯靠行政管理，造不好市场产品，所以航天系统开始改革，从直上直下管到底的体制，变成了各“型号院”自行处理民用项目的军民结合模式。

航天部自己只重点抓一些军用型号任务，其它细节分散到各研究院，各工厂与研究所，给每个单位下放了一定的自主性。下属各单位也不再是接受统一拨款完成任务，而是拨款和订单结合，向企业转型。

过去是七机部自己发挥军工企业的功能，到了这时候，下属单位都变成军民结合的半独立企业了，但航天部并没有建立做民用项目长期规划的能力，所以失去了存在意义。1993年，航天部被抹掉了已经无法发挥的政府职能，改组成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7月，航天工业总公司进一步拆成航天科技与航天科工两大集团。这表面上是航天管理部门不断解体、降级，实际上是中国航天机构丢掉了有名无实的行业管理外壳，承认中国只有航天企业，没有全面统筹管理的部门。

航天领域只有企业，没有全面管理部门，所以航天机构最主要的改革在企业内部。绝大多数航天企业都是从一家总公司分出来的，形成了复杂的多级法人体制，相互协作往往要不断征求上级企业的意见，最后还是用行政力量解决问题。到了21世纪，中国航天进一步改组企业，推进事业部改革。

所谓事业部模式，就是绕过多级法人体制，针对项目进行跨部门资源整合，支持了最近十年新型号落地。在没有主管部门制定规则的前提下，企业靠内部改制做到这一步，已经达到技术管理极限了。继续用前面的比喻，如果把企业看做运动员，现在的航天产业类似于各个运动员小队自己训练，相互妥协制定规则，推举代表组织比赛，头顶上缺一个组委会，运动总是繁荣不起来。****

所以，今天的中国航天产业，最缺的东西是一个强势航天部，国家需要从各企业部门抽调设计、技术人员，加上行政配套，组建一个2到3万人的中国版NASA，只对国务院负责，做全面发展规划，制定详细年度预算，开展各项设计研究，编写行业法规与技术标准，这样才能给各企业规定竞争模式，做产业管理。

刚才你说苏联冷战后期也建立了通用机械部，发射了划时代的和平号空间站，为什么还是建议学习美国NASA，而不是苏联后期的经验？

冷战后期的苏联航天产业有一定成绩，但还是前面吴院士说的两个问题，行政管理方面缺位，企业管理方面越位。

所谓缺位，就是苏联的航天部总体的规划协调做的太少，计划还是经常受到军方干扰，行政管理强度远不如美国NASA。

所谓越位，就是苏联的航天部做的垂直管理太多，对下属企业做直接命令太多。

美国的NASA和国防部对企业主抓供应链建设，所以能在计划框架内应用市场规则。还是用运动会的比喻，美国的NASA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组委会，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教练员。给企业划出赛道就任凭企业按规则竞争。而苏联实际上没有划出竞争赛道，企业不能自主发展，所以航天部要频繁直接组织生产。

中国既然看到了冷战竞争的结果，看到了现在美国的领先优势，就应该避免苏联航天部门缺位和越位的问题。

具体来说，苏联一开始企图建立完全的计划体制，所有企业都完全遵照上级生产计划，既不需要考虑产业升级，也不考虑承担额外的任务。

60年代后期，大型工业品越来越复杂，计划部门发现，控制企业之间的所有协作成本很高。所以勃列日涅夫大力发展区域生产综合体，成立联合公司，想把协作管理工作下沉到企业内部。

这本来是个好政策，但由于组建联合公司本身也是官僚任务的一部分，改革首先要解决人事斗争问题。在没有现存市场的情况下，每个领导都希望把尽量多的资源保留在自己的地盘，都不希望因为合并而失去权力。所以很多单位只是搞象征性的假联合。

苏联领导人本来要在所有工业领域普遍成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勃列日涅夫已经进入生命6年倒计时了，联合公司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联中央机构发出文件，要求在1980年完成联合公司任务，但是到了1980年，联合公司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还是不到一半。

就算是顺利成立了联合公司，因为企业缺乏外部市场激励，工作要靠上级考核，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苏联政府给超额完成生产指标的企业发奖金，企业就隐瞒生产能力，想办法压低政府计划任务，显得超额生产的比例高。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公司领导还是行政职务，就算经营方面有成绩，往往也不能抵消局部的错误，所以企业习惯于回避风险，不愿意技术革新。

联合公司体制失灵，原因除了官僚要保卫自己的封建利益之外，另一个主要障碍是苏联军队。军队不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只关心和美国军队的实力对比，尤其是今后几年的实力对比，所以希望企业越专业越好，越听话越好。如果企业联合起来有了自主性，为了产业升级而做长远规划，为了利润拒绝无条件追求片面指标，军队反而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需求了。

《苏联经济概论》

苏联经济相对最强的时候，gdp也不到美国的2/3，所以只能靠高比例的军费保持战略平衡，1981年苏联军费占到GDP的21%。所以，苏联的高技术产业链，很大程度上被军队的短期需求主导，航天工业很难跨部门联合开发，不能把航天科技转化成高质量消费品，影响了长期发展。

说起苏联解体，中国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段话。说苏联解体的时候，瓦良格号航母，也就是后来的辽宁号刚造了一多半，俄罗斯想追加一些投资把整艘船造出来。造船厂的厂长回答说：

“只有钱还不行，必须再加上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它。”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苏联军事方面的遗产不少，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苏联军事订货并不利于产业联合体的存在，反而鼓励了一大批细碎的配套企业。苏联军队的短期需求越强势，企业越听话，苏联的产业升级就越慢。

“库兹涅佐夫”级航母是苏联追赶美国主力航母的过渡型号，是一个很具体的生产任务，有明确的技术指标，还可以由计委组织现有的工业部门凑出配套产业链。但如果某个工业部门的目标是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美国，引领产业升级，苏联体制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再大的生产联合体，也不可能自己解决全部配套任务，否则就又成了单位内部的小而全建设模式。但是，在苏联的各企业、各联合体之间要转移技术，比美国要难好多倍。美国航天部只负责确定竞争规则，只要企业不相互串通套取资金，随便各个企业合法合规交易技术。在苏联的保密和行政管理体系下，跨部门交易，往往需要两家企业的上级分别批准。最后演变成上级不安排技术转移任务，企业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就不转移。这又回到了前面说的“越位”问题。

解体前夕苏联发现了技术转让问题。意识到不能由政府主导技术产品交易，而是应该由政府制定法律，建立平台，让企业自己去交易。80年代，苏联也出现了一些技术顾问与管理咨询公司，但由于不符合计划体制，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多技术不能自由流通。在不同的苏联工业部门，可以看到先进技术和落后生产长期并存，完全没有技术扩散的迹象。

所以说，苏联建立航天部之后，只是勉强解决了政府制定规划“缺位”的问题，没有制止政府“越位”管理企业的现象，企业总是越管越死。最后不只是航天部门的发展落后于美国，整个国家都维持不下去了。

刚才你讲了苏联高度垂直管理的问题，认为政府直接干预太多，导致企业发展不起来。但你同时还说美国的航天署、NASA更强势，为什么没有影响SpaceX做出成绩？强政府与强企业难道不矛盾吗？

政府管制和企业自主性不是对立关系。政府管得多从来不是问题，怎么管才是问题。只要划清了政府制定发展规范，不干预企业运营的界限，管的越多，企业的积极性越高。

NASA作为世界最强航天部，主要工作是统筹供应链，确保了工业生产的弹性。而通过建立全面的技术标准体系与统一的采购网络，美国政府对整个工业体系形成清晰认识，既可以寻求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也可以把一份订单分给几家供应商同步供应，避免被一家企业卡住关键环节，避免让个别企业的经营波动影响整个任务。国防部与NASA每年都会根据供应链状况向白宫提交分析报告，一旦有环节开始出现退化，政府就会立刻响应，通过针对性投资来加强。

举个例子，制造航天飞机要用到固体助推器，但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固体火箭生产需求下降，某些企业消失，导致某些战术导弹点火部件和高氯酸铵供应高度依赖于单一来源，威胁导弹的长期稳定生产。所以最近几年美国政府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拨款支持新供应商。在Space公司之外，再养一个SLS项目也是要兼顾培养固体火箭产业。但无论政府怎么规划产业链，具体开发商的运营决策都是自己做，政府不会插手。

固体火箭发动机供应链

美国国防部和工业界举措

供应链统筹最重要的好处是避免大型集团反向捆绑政府。NASA制定航天计划的时候就考虑了怎么制造，首先对火箭各部段做初步拆分，由几个大型集团公司来总承包，之后再向下分包六七层。冷战后美国航天经费缩水，波音、洛马这些总包单位也在长期稳定采购中变得官僚化，掌握了稳定的订单，没有动力搞产业升级。NASA通过供应链平台，不断扶持新总包单位，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总承包商，去帮助新企业成长，所以才有了现在的SpaceX公司。如果政企不分，就会导致波音这类大公司代替政府部门行使管理职能，也就不会有SpaceX创造可回收火箭的奇迹。

本期内容已经足够长了，我稍微总结一下。从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经验看，理想的航天体制，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结合。苏联体制下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强政府规划，但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发挥企业积极性。相比之下，美国的NASA有更强的规划能力，在市场竞争方面又对企业充分放权，时刻警惕单一企业通过垄断市场而官僚化，所以能不断刺激产业升级。是值得中国航天学习的样板。对于中国航天的具体改进方案，我留到下一次出场再说。

452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文字内容随后会发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欢迎转发，我们周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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